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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线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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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发端

    自从四月初我飘泊到日本去,足足流浪了半年。在八九月之交,江浙快要开火的时候,上海有朋友写信给我。劝我回国来看看热闹。那时,一来我没有路费,二来也不相信这场热闹会真使我们看见,因此我没有回来。谁知天下事竟有出人意外的。闹了一两年要开火要开火的江浙,终竟开了火,而且由于局部的动摇竟牵动了全局,中国的大势生出了剧变。吴佩孚倒了,孙逸仙由广东进了北京,段祺瑞公然当了执政。这在四五个月之前谁能料到呢。

    外界的事情变得这样剧烈,我内心的生活也改换了正朔了。在海外飘流了半年,又饱受了异邦人的种种虐待,自己觉得世界虽大,真没有一片干净的土地可以作我们的桃源。加以一家五口的生活,要仰仗自己的一枝毛锥扶持,我与其在异邦求生,终不如在故国比较安全一点。因此,在十一月中旬我又折回到上海。如今又蒞践了中国的旧土了。在我自己实在一点什么感兴也没有。快乐呢?我已昧不过自己的良心。羞耻呢?我又何必!

    回到上海后的第十天,朋友们发起了一个组织,调查此次的江浙战祸。他们因为我是闲着的人,便找我担任调查宜兴的一路。

    我听说往宜兴要坐轮船过太湖,我的高兴便登时勃发了。天地间还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?路费是不要我出的,我可以去看看热闹过的痕迹,也可以观赏些脍炙人口的江南风光,天地间还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?

    我的高兴使我把这个难差当成了美缺,没有说上两句话,我便满口承应了下来。我坚决地要到宜兴去。

    但是要到宜兴,却有不能不解决的两个难题。一个是到宜兴去听说至少要七天,我留在上海的一妻三子,他们却怎么过活呢?家里既没有用人,邻居也没有相识的,他们自己又不懂得一句中国话,七天之内即使不会发生什么意外,这七天的食粮谁替他们采办呢?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不能不感谢上天。天气已经冷起来了,就采办七天的食粮留在家里,也不会腐烂了。七天之内究竟能不能发生出意外?那也只好望天老爷广行方便了。

    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。宜兴竟在那一个方角,我在地图上虽然找寻了出来,但我是四川人,我怎么能够听懂宜兴的土话呢?“吃人钱财与人消灾”,领了路费是往宜兴去调查战祸的,连方言也弄不清爽,怎么能够调查?

    这是第二个难题。

    在这儿我却要感谢C君了。因为他是宜兴人,而且也和我一样是在上海袖着手的。所以我便去找他,希望他和我同去。一说,他也满口承应了。他还许我:到宜兴去要请我吃两样好吃的东西,一样是宜兴的松菌,一样是黄雀。他说这两样的风味是美得无法形容的,都是宜兴的特产。他这么一说,更把我的胃脏神说得大动而特动了,本来打算在十二月二日乘早车去的,却在一日午后说走就走地提前动身了。

    啊!天地间真那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?不要自己出一个钱,可以去看看热闹,可以去赏赏风光,家里有天看承,路上有人作伴,而且在最后还有松菌和黄雀好吃。啊,天地间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?

    第一日

    在我们离开上海的这一天,正是上海的风声又有些吃紧的时候。南京的齐燮元和北京的执政府还在争持,上海地方的官职竟闹起了双料的排场。双料的护军使,双料的交涉员,双料的警察厅长,双料的县知事,这许多双料的官,各以南北两京为背景,便和一妻一妾一样两立起来,但却很有不能两立之势了。

    三点钟我们到了沪宁车站,刚好赶上了三点二十五分钟开往无锡的专车。我们买了二张三等票,走进月台的时候,劈头便看见一串灶孔一样的铁皮车,装着无数的灰色的猪八戒——丘八老爷。听说这是早晨才从南京开来的,晚上怕还有两趟开来,双料的两大小免不了又要内讧了。我们跨上三等车的时候,车里的人已经拥挤得不通气息了,只得在月台上站着。月台上也站了不少的人,我们更只得站在门口,隔着一道玻璃观赏窗外的图画。

    兵车煞是有趣味的,拥塞着的一些丘八我觉得怎么也好像些猪,好像这两天要过年的人预备着要弄进杀房去的肥猪。你看,他们那臃肿得不成**的尊躯,还要穿上一件臃肿得不成**的灰色的棉军服。他们的脸墩,他们的耳朵,他们的眉毛,他们的鼻子,他们的太阳筋,他们的冲嘴,终不外是臃肿的两个字。他们的颜面神经,他们的颜面筋肉几乎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闪动的。他们那小小的凝滞着的眼睛和他们开着的口一样,呆呆地望着——他们究竟是在看还是不是在看,这是只有上帝才晓得的了。蛮大的头颅上要顶上一个熨斗形的帽子,短缩的颈子上还要披些乌黑毵毵的长毛狗皮。啊,他们这个尊容,谁能不联想到猪上去呢?我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军阀老爷们究竟什么个存心。他们刮了不少的地皮,耗了不少的民膏民脂,为什么连这些自己手下的小兵,都不稍稍装饰得好一点呢?纵横是做装饰品的,弄得好看一点,觉得于自己的面子上也还可以过得下去罢?连这点面子也不顾,我替老爷们实在有点难乎为情了。

    铁皮车之外还有好几驾敞车,如山如峦地堆积着一车的家具。家具里面什么都有,太师椅、八仙台、床架、蒸笼、挂钟、朱红漆的马桶,……这些东西当然是从江南民间得来的“胜利品”了!

    一位像猴子一样的瘦人,是一员下级军官,躺在这家具山的一把杨妃椅上。他手里捧着一个茶瓶,闭着眼睛好像在那儿参证玄机。啊,他那超‘然物外的态度,他那满不在乎的神情!无论什么人看来,都会觉得他是一位得道的圣者,冯玉祥的圣经,吴佩孚的易理,段祺瑞的佛学,我怕都没有这位先生参悟得透澈罢?看来看去,不知不觉地又把他连想到齐天大圣来。是的,这位先生的道法毕竟高明,一根毫毛可以变出十万八千的兵马。这些眼前的猪兵猪丁,恐怕都是他老先生变幻出来的罢?……

    唔,唔,脚下动起来了也!我们就好像驾起云头一样,被“火轮之车”把我们运出了上海。上海市向后面退去了,我们也渐渐走到自然中来。假使退返两三年,我就闭着眼睛也可以做出一篇自然的赞颂了。但是,不知道是什么原故,我眼前的自然总是一片的灰色。到底是我自己的心境害了红绿的色盲,还是客观的世界果然是这样呢?那愁容惨淡的冬景,到底还有人不看成愁容惨淡的么?那荒凉一片的大地,到底还有人不看成荒凉的么?啊,颓废的故国,冷落的江南!无情的自然把中国的真相赤裸裸地给剥示了出来,我们的泱泱中华,不是一天一天地在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沦落吗?

    离开上海后的第一站便是真如。听说在战事结束后,齐燮元带领着数万大兵在这儿驻扎过半个月光景。战事已经结束了,真如又不在火线上。齐燮元的兵竟大肆蹂躏了一口,烧毁了五百余家镇上的精华。古人说:火主文明。五百年疲倦了的希腊的凤凰,不经过一道火灾也没有再生的希望。看来齐燮元的猪兵猪将倒会反而是振兴中国的伟大的功臣呢!可惜真如离铁路线太远,这些文明成绩,在车上看不出来。我们所能看见的,只是沿着路轨的一些军用灶孔罢了。

    车上的江南人把那些灶孔指示给我们,路轨下面便是一道水沟,昏浊的死水就如翻了白的消化不良的幼儿的小便。

    江南人对我们说:那些北方来的兵士真是畜生!吃的水是在那沟里,扯的污也是在那沟里,真是腌臜得没有王法呢。

    江南人说的时候很带着几分鄙夷不屑的样子。但是哟,你漂亮的江南人!在这些地方,你却不要笑那些北方人占了你们的上风呢!其实江南地方究竟有那一道河水是清洁的呢?你们的习惯不是上河洗马桶,下河洗饭桶吗?

    你们或者说那是流水呢!

    但是我从前到过无锡,无锡总可以算是江南罢?我在惠泉山下避过一礼拜的暑,那时我住在一座节孝祠的颓废了的楼上。楼窗下面临着一眼方池,池里的水快要全干了,不消说是不流的。我每天清晨起来,总要看见一对女人站在池中的一块大石上工作,一边是在淘米,一边是在洗马桶。这到底是在顾借时间,还是在讲究用水的经济呢?守着有清洁的“天下第二泉”在近旁,她们却不晓得利用!

    好了,不再扯远了。牢骚一发,竟倒拆起江南人来。这是不对的!同路的C君也还是江南人呢。不可这样的普遍得罪人,凡事总得从好处看!

    好,我要再说到猪兵猪将的成绩上来了。他们在铁路旁边掘了许多军用灶,把周围的田地蹂躏成了硬土,硬土上面有些断折的残梗,还缀着些可怜的残花败絮。啊,刮地皮的工夫毕竟要算他们是一等一呢!真如过后便是南翔,车上的人怕有一大部分涌下车去了。这些人听说有些是逃难到上海、到这时才回家的,有些是上上海去做工回来的,有些是来白相的,但不知道何以会有这么多人!这毕竟是我们中国的人口还经得着好几次的大战火的证据呀!涌哟,涌哟,涌到地狱里去罢!你们这些猪之猪,猪之猪哟!你们的人并不是不多,你们的人比齐燮元的兵总要多过五百倍罢?你们听他们烧你们的乡镇,听他们奸淫你们的妻女姊妹,听他们勒索,你们听他们拉夫,你们放花炮来替他们送行,还让你们的绅士们在南京替齐燮元办凯旋会,……啊,你们真是一些猪之猪,猪之猪哟!纵横是要烧的,你们为什么不先把乡镇烧了,坚壁清野地使那些猪八戒们无扯污之地呢?纵横是要抢的,你们为什么不先把自己的私财捐点出来,组织些民军来抵御抵御呢?纵横是要死的,你们为什么不牺牲自己的生命和猪八戒们决一死战呢!他们来了你们便跑,你们平时还要豢养他们,你们真是猪之猪,猪之猪哟!滚,滚,滚,滚罢,滚罢!……

    南翔镇听说也烧了不少的房子,也是战争过后才烧的,烧的人也都是齐燮元手下的苏军。苏军烧江苏人的房子,被烧的江苏人还要歌颂他们的凯旋,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呢?天下真是太平无事,许多回家去过年的人,正买了不少的年糕呀!

    从南翔下了车的人真是多,我们乐得走进车里去找得一个座位来坐下了。

    车过黄渡与安亭的时候,有一位在车里相认识的姓杨的朋友,又对我说明了许多战迹。他指示些战壕给我们看,又指示了些安大炮的地方;指示了些打得大框小洞的农家房屋,又指示了些田地里戴孝的女子。田地里有些女人,髻上扎着白色头绳,在那里摘取飘零的败絮。火车过时,她们都瞠目地抬起头来。

    姓杨的说:你看,那些女人都是戴着孝的,她们头上缠着白色的头绳子还很新鲜呢。她们里面十有八九不是死了丈夫,便是死了父母,都是在这一回的战事里被打死了的,或者被拉夫累死了的。

    杨君说得很有点凄然的,但我要说一句天理良心的话,在我的心里实在连一点凄惨的感情也没有!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该死,但我总觉得他们只是自己寻死。他们平时上粮纳税,要去供养一些猪,猪发了疯时要咬死他们,这有谁能够替他们流泪呢?

    黄渡、安亭之间是战事最剧烈的地方,但仅仅隔着一道宽不过二丈的二十四号桥,苏军以十倍之众,竟在这儿争持了将近两月。这到底是在谦虚,还是在儿戏哟。战壕是有的,大炮也是有的,但我总觉得有点滑稽!

    姓杨的是苏州人,在太仓的一座纱厂里做事。他津津有味地说了许多战时的情形,也还说了许多在江南地方游历的经验,但他的话最引起我注意的,却是近来纱厂的危机。他说自从欧战过后,外国的纱陆续输入国内来,像日本资本家更在上海附近建设了几个大纱厂,中国的纱厂事业便受了莫大的打击。中国的纱厂,成本又少,办事人又不得法,怎么也不能和外国竞争。像最大的大中华纱厂,也已经闭了门好久了。听了他这一番话,我觉得是接触到了目前最紧要的经济问题。这比什么调查江浙战祸,比什么收拾中国政局的善后事宜,还要十二万分紧要!

    我们中国的经济政策究竟是应该采取自由放任主义,还是应该采取社会主义?许多读饱了东西洋杂志的论客,正在那儿起劲地争论,有的要提倡个人资本主义,有的要实行共产主义。我们现在平心静气地暂且就事实上来立论罢。我们先假定个人资本主义是最合乎人性的东西,但是,在现在的中国,个人资本主义能够有发展的余地吗?我们请把一张全世界的地图展开来看看罢!除开我们中国而外,地球上究竟还有多少地方没有被殖民地化,没有受尽国际资本家的侵蚀?国际资本家万矢一的地倾向着我们这个还在资本制度以前的中国,把我们中国已经作为了万国的商场,彼此在这儿互相争逐了。他们国际资本家以雄厚的资本,庞大的组织,在经济圈内君临着我们,我们可有相当的能力足以抵抗吗?他们的组织是“新机克得”,是“脱拉司”;我们的呢?

    资本主义是一种传染病,受着它接触的地方便立地受它感染。所以欧西资本主义一入日本,日本便受了它的感化,一入我们中国,我们中国也渐渐地甲诉迸芽了。

    资本主义的最初的萌芽,大抵是在棉纱事业。日本是后进国,但她的幸运处,是因为有我们中国作全世界的销场,所以她得以施行她的保护政策,把资本主义扶持了起来,骎骎乎要与欧美并驾了。但是我们中国呢?在欧战剧烈的时候,欧美的资本家暂时中止了他们的侵蚀,于是应运而起的便是如竹笋丛生一样的纱厂之林立。但是现刻的形势是怎样呢?资本和组织两者比较最宏大的大中华纱厂,终竟关门半年了!这儿提供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教训呢?

    树木本是从种子的萌芽发生出来的。渐渐占取地盘,征服邻近之同类而成其伟大。欧西的资本家也不外乎是取这个路径。他们起初是由小资本家发祥,渐渐吞并较小的资本家,扩张经济上的地盘,供他们的营养,他们现在是宏大的巨木,他们的枝叶几乎要荫遍了全世界。在几株参天的古木之下,有一株嫩芽从土里标出来,要和他们竞参天之势,试问他是能够的么?个人资本主义之于中国,便是这个样子。我们中国的现势已经不是两百年前的亚丹斯密时代的英国了!主张应该施行个人资本主义的论客们哟!

    但有一部分了解社会主义的人,他们也要主张个人资本主义。他们说,他们是忠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。他们以为要达到社会主义,不能不经过个人资本主义这一段路程。个人资本主义有堆积资本,团集工人,增进生产力种种的作用,这些作用都是实现社会主义上所必要的条件,所以提倡个人资本主义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。这话是诚然不错的。但是照我们中国的现状说来,我们中国的个人资本主义是断难发达的了。能够自在地发展起来,我们又何乐而不听其自然发展呢?但是时代已经不许可了,几棵大树子林立在你的旁边,你一株嫩苗如能够苟延残喘也就是万幸了。但是万不幸的实在是苟延残喘的年老的小树!他们年纪已经老了,发育的生机已经窒息了,将来即使与以相当的条件,他们也不能发展起来,以至参天。这是有实在的事例的。半残半落的小资本家林立的苦处就是这个样子。资本不能集中,生产受了分割,所团集的工人的数目,也很有限。这在促成社会主义实现上反而是莫大的障碍!要实现社会主义自然希望有大工业、大物质的生产力以作基础。像在欧美,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前头去了,他们所剩下的一条路便是“无产阶级专政”,他们的无产阶级只消把政权拿过手来,资本主义的组织便可以容易打破。但是我们物质后进的国家,我们还要努力赛跑一次才行!我们要希望大工业发达,我们要希望物质生产力增进,只剩着一条比较捷近的路,便是及早举行“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”,以施行国家资本主义!我这话好像是很矛盾的主张,但这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是并不矛盾的。俄国现行的政策是这样,便是马克思自己的主张也是这样。马克思分社会革命为三个时期,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后,还有一个“共产主义的半成期”,一切的生产和分配由国家的权力施行,国家须努力使生产力发展到尽头,然后才能移转于完成的共产主义。马克思决不是一步想跳上天的梦想者,但假使他是坐在飞机上,他总是想把速度加快的。在物质后进的国家,比较先生出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景仰。因种种经济以外的机缘,社会主义者得到政治革命的成功,要促进物质的生产力,舍国家资本主义而外没有别的道路!聪明的列宁,他所以指导俄罗斯的便是这样。我们中国正好学他,正好由有主义、有计划、当然是不赞成自由放任主义的人,纠合主义相同的人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。革命成功之后再施行国家资本主义。舍此之外,我们也别无他法。无法中之又一法,自然是那些崇拜亚丹斯密的先生们的自由放任主义了。既没有法子,那也就只好放任。

    有人说: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,可惜中国还没有无产阶级,有也还脆弱得可怜。好,如果承认无产阶级脆弱,那就加强它好了。如果说只有无产阶级的工人才能执行革命的任务,那是说不通的。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是工人。我们所争的,不是形式上的工人与不工人;而是精神上的赞成社会主义革命与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。如果有这种聪明难得的资本家要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,抛弃他所有的一切财产来作革命的军需,难道还会拒绝他吗?难道还要开一次资格审查会,说他没有资格吗?我们所争的便在这种精神的赞成与不赞成!如果精神是赞成了,即使是资本家也可以来参加革命。所以我觉得马克思所说的“无产阶级专政”作为精神上的解释也可以,即使改为“共产主义者专政”也未尝不可以。……亲爱的读者哟,我这样发挥了一长篇了,但我自己还是坐在沪锡专车的三等车中的。这样的思想在我那时的脑中盘旋着,怕不过几秒钟的光景?说着说着,便到了昆山,火车停止着了。有人说是在等南京开来的兵车。车中的人大家都人心惶惶地争向窗外探望。窗外的夜色也渐渐苍茫起来,足足等了一个钟头的光景,而我们如大旱之望云霓一样,所等候着的兵车却始终没有开来,开来的只是一趟客车。这客车是怎么迟了到的,并怎么迟到这样久,车里的人谁也不知道。

    姓杨的在苏州便下了车,我们又于昏昏茫茫中坐到无锡。时间已经是七点半钟了。

    “无锡这个地方我来过两次,第一次和郑伯奇同来,第二次和成仿吾,这一次却是和你。”

    在无锡车站上下车后,拒绝了一些黄包车夫的执拗的拉客,在崎岖的石子路上慢慢地步行起来。我一面走,一面发生着怀旧的感情,对C君叙说起来。

    “第一次来是民国九年七月,那时是朱谦之写信来告诉我们,说无锡的风光有些希腊的风味,比西湖还好。我们受了他的怂恿,从上海跑到惠泉山来,但他已经往南京去了。我们在惠泉山下一座节孝祠里面住了两个礼拜光景,蚊虫之多,居处的不适,惠山的童裸,更加之以天气的炎热,使我们实在是大失所望。在要回上海的前一天,朱谦之才由南京转来,无论如何要约我们坐花船去游太湖,他好像不知道花船是什么性质,而且价钱也很贵。他这个提议,被我们反对了。天气实在太热了,我们走到运河里面去凫过水。能凫水的只有我和袁家骅两人。我们凫了半天,看的朋友都觉得有趣,便都下了水,在河边上学狗爬,只有朱谦之始终不肯下水。凫水起来之后,大家的下衣都打湿了,家骅他们是穿的学生装,他们主张就穿起湿裤回去。朱谦之严烈地反对。他说这是有伤风化,有伤风化!说着他各自回寓所去,替大家拿了裤子转来。我看他转来时候,在路上走得飘飘忽忽的。我问他怎么了?他把我的手拉去扪着他的额部,他在发着高热,如像火烧着的一样。我问了他的病情,才知道他得的是疟疾。我劝他先回去睡了,再请家骅替他买些金鸡纳霜。

    “那时我们住的节孝祠里面有一眼很大的池塘,池水是很深的。谦之们住的房间便在池塘边上,池塘的对岸便是节孝祠的大殿了。我们回去的时候,看见谦之在床上乱发谵语。他说——啊啊,你们啊!你们啊!你们在青天白日之下脱得光丝丝的呀!……人家都在骂你们了!……你们有伤风化,有伤风化!……啊啊,我是要保护朋友的,我不怕,我不怕,我要用手枪对待!……

    “他说着便一翻身跳起床来,赤着脚一直便跑出房去,口口声声只是叫着:‘我要用手枪对待!我要用手枪对待!’

    “他跄跄踉踉地从池塘边上向大殿跑去。我们紧紧追赶着他。

    “大殿门外正坐着两桌人在那里打马将牌,打得正在异常起劲,朱谦之大叫着:‘我要用手枪对待呀!我要用手枪对待呀!你们骂我的朋友!’他一直向那些人跑去,那些打马将的人看见势火太凶了,连牌也不顾,钱也不顾,把桌子一推,便各人四窜起来。

    “祠堂的门限很高,‘我要用手枪对待呀!’谦之一声吼着,把右手向上一伸,踉跄地便跌向门外。幸好我刚好赶上,他的头部还没有及地,我便拦腰抱着他。他还屡次反抗,要把自己的头去碰触地面。这时候,另外又有一位朋友赶上了,又把他的上半身抱着了。

    “我们抬着他回房去,但他始终不肯,口口声声仍然叫着:‘我要用手枪对待!我要用手枪对待!’我那时起了一个急智,我便对他说:‘请你好好地去睡罢。等我拿手枪去对付他们,一切事情你都相信我好了。’

    “顶奇妙的是他听了我这话便立地平静起来了。

    “我们把他抬去睡好后,朋友们都惊惶失措了,我说他只是疟疾,因为热度太高了,所以生出些神经性的症状来,明天包管会好的。但他们都不肯相信我,他们到第三师范去请了一位中医来。这位中医,倒很高明,他一面用金鸡纳霜丸给他吃,一面又开了一张药方。他这是再高明也没有的办法。

    “无锡的朋友们对于朱谦之的友情是异常深厚的。他们请了中国医生来看了,还不放心,还要把他抬进医院去。那是无锡公园旁边的大同医院。受诊察的时候,我立在旁边替朱谦之报告病历。一位青年医生,大约是助手,我看他也不打诊,只把脉评了一下,就说入院了。我觉得这位西医也是过分的高明,他又借着中医法门来掩盖自己的妙手了。我问他是什么病?他说要住了几天病院才晓得。我便不客气了。我说,不分明是Mala

    ia(疟疾)吗?他说是Mala

    ia时,怕是另外一种Mala

    ia。

    “这位医生也使我佩服到五体投地了。那明明是三日一来复的间歇热,他要说是另外一种Mala

    ia。朱谦之入院后,我因为有别的事情,第二天便和伯奇回了上海。后来听说他在院里住了三天,也没有再发一次烧,病就好了。但他的病究竟是那个医生医好的?我不敢替西医吹牛,我也不敢和中医捣蛋。……”

    我一面说着,已经走到了无锡饭店的门口了。这座旅馆是第二次来游时住过一夜的地方。那是去年三月间的时候,那时我的日本妻子因为在上海的生活过不惯,已经折回日本去了。我在上海临到人生的歧路,消沉了好久。那时是袁家骅和顾缓昌两人约我们来看梅花,我却不过朋友们的盛情,便又到这儿来住过一夜。那时候同来的有仿吾、尼特,我们居过的房间便是这儿的二楼十七号了。

    因为有这样的一番旧情,我走到无锡饭店门首,便自然而然地走进店里面去。

    啊,天地间真再没有这样凑巧的事情了!我们走进店里去后,茶房把我们引到的却又是二楼的第十七号房间!

    房中唯一的一点装饰便是一张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美人牌的广告,但这种俗不堪耐的广告对于我也觉得有几分依依欲动的神气了。

    在电灯光下不禁怀念起成仿吾来,几乎又要流出些不值钱的眼泪了。

    “成仿吾怕已经到了长沙罢?”C君这么问起我来。

    “怕还没有这么快,到汉口要五天。他在武昌要耽搁些时候,恐怕还不会到长沙。”我这样沉抑地回答。

    天地间真是有多少出人意外的事情。自从四月我到日本去后,仿吾不久也就到了广东。但在我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了上海之后,完全出乎意外地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又从广东回来了,而他这回回来是扶着他长兄的灵柩。

    他的这位兄长见比仿吾早到广东不过半年,而他竟至成了灵柩转来!他不是轰轰烈烈地去投了什么人的炸弹,一同被炸死,也不是阵亡,他的死愈见不为人注意,而对于我却愈有不能言喻的悲哀。他有五个儿子寄居在长沙,他假如能庸庸碌碌做些家人生产,又何尝不能供家养口?但他偏又做了湘军的军需处长,远远要到广东去从军。广东的财政穷绌得不堪,客军的湘军有时候几乎没米煮饭。他在这种奇绌的状态之下,不能不四处去找些米粮来使健儿们糊口。但他顾得了军队,便顾不了家庭。他在去年十一月,写过一封信给仿吾,说他寄留在长沙诸儿的学资要仿吾由上海供给。仿吾想方设计汇去了一百五十块钱,这是我所目睹的事。但他终竟因为军事多忙,劳死在他乡了。听说他得的是心脏麻痹的急症,仅仅苦闷了两点钟便溘然长逝了。仿吾也没有赶得及和他见面。像他这样不折不扣的国尔忘家、公尔忘私的人,泱泱的中国中,究竟能有几个?然而他竟死了。他死了又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呢!没有人替他在报章杂志上出专号,也没有人替他流一珠眼泪,替他照拂下他五个无父的孤儿。他这五个孤儿当然要归仿吾一人扶持了,而仿吾的责任还不仅这五个。我听说他的二哥也有五个儿子,而他的二哥除抽大烟之外是一事不问的人,这当然也不能不赖仿吾照拂了。仿吾一个人要担养他这十个侄子,啊,这真是不容易的事!他到上海后,我们于衷切之中也聚首了两天。我们一说到他的家庭上来,他总要把十个指头伸出来,连连地说道:“一双手!一双手!”——啊,他这一双手,一双手!但是谁肯替他分得一只去呢?

    仿吾回湖南是十一月二十五日,而我在他去后的一礼拜,又来下榻在和他一同下榻过的旅馆。我素来是比他不自由的人,如今他比我更不自由了!惯会生儿子的无产者的悲哀哟!

    “仿吾的大哥叫作什么名字呢?”C又问起我来。

    我说:“叫成汉,号叫劭吾。他是早期的日本留学。五四运动的那一年,大学没有毕业就回来了。”

    我现在这样地把他写在这儿。我不敢保证:他的名字是不也就和写在水上的一样?

    在灯下谈了好一阵,虽明知袁家晔、顾绶昌两人是已经毕了业的,但也打了一次电话到第三师范去问,接电话的人竟回答说,不知道他们的下落。哎,相别仅半年,他们又真的往那儿去了呢?

    晚饭没在店里用。我们走出街去,我特意选出了一个饭馆,是前回同仿吾和家骅们用过饭的地方。我想起了德国诗人乌兰德(Uhla

    d)的一首诗来。诗意是说他在一个渡口过渡的时候,一个人给了两个人的船钱。因为这个渡口是从前他和他的友人过渡过的地方。他的友人死了,但灵魂是还随附着他的,所以一人给了两人的船钱。我在吃饭的时候,想起这首诗来,也很想叫茶房多备几份碗筷,但又觉得过于摹仿了,也就算了。

    回到店后,还东鳞西爪地谈了大半夜,以后是睡眠神来下了我的箝口令。

    第二日

    起床的时候已经是八点钟了。醒是醒得很早的,但因天气冷,好容易费了半夜的体温才温暖了的被窝,怎么也不忍和它离别。荏荏苒苒地弄得肚子有些饿起来了,还是吃饭的问题要紧,只得毅然决然地起了床。

    我在这儿发明了一个推倒军阀的秘诀。

    军阀!军阀!在二十世纪的现在的中国,要想找一个为万众人所诅咒的东西恐怕没有比得上军阀的罢?什么人都在骂军阀,什么人都在讲推倒军阀。甚至军阀自己也在讲军阀不好了,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军阀抛掉,做一个不挨骂的平民呢?啊,谈何容易!他们当到一个军阀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他们要逢迎上司,要笼络部下,要屠杀群众,要占领地盘,要拍卖同僚,要暗杀几个官长。他们虽然不曾身经百战,但却曾心经百战。好容易得到一个督军、一个巡阅使的地位,这就和我好容易才把被窝烫暖了的一样,他岂肯虚虚受点骂名,便轻轻把这个安乐窝抛掉吗?你们就骂我睡懒觉也好,说睡懒觉不卫生也好,但是在被窝里是要舒服些。我睡在床上,你们如肯把饭送到我口里来,我怕整天整日也不会爬起床来的!

    解决问题的关键便在这儿了!

    睡懒觉的人,要吃饭的时候便不能不起床。要推倒军阀呢?当然是要使他们饿饭才行!你们常常把饭送到他口里去,他怎么愿意起床呢?把粮税抗拒一下也好,把市罢一下也好,总之要想解决目前的中国的军阀问题,只有饿的一个字。

    饿哟!饿哟!伟矣哉饿哟!俄国的革命自然是列宁弄成功的,但也有你老先生的功劳呢!你老先生也把我赶出安乐窝来了。

    上面馆去吃了两碗面,看见街上卖的石膏豆腐花(豆腐酪),不免又垂涎起来。自从一九一三年出省以后,这东西已经有十一年没有吃过了。

    雪嫩的豆腐酪,红得透明的辣椒油,金黄色的虾米,翡翠般的青葱,加上——童年的记忆,这是多么可口的滋味哟!站着便吃,一碗,一碗,又一碗……我们一共吃了五碗。付起账来仅仅一百文钱,我不禁惊愕了一下。但想起童年的情况,已经贵了许多了。

    轮船要十点半钟才开。我们把船票都买好了,但离开船还有一个钟头。我们就乐得在运河边上走来走去地看看江南风物。

    昏昏的运河上面,浮着无数的小航船。船上有种着花的,种着菜的,养着鸡的,养着狗的。这种纯粹地以水上为家的生涯,我在四川是从不曾见过。我在日本时,看到日本人惊奇地介绍,我也惊奇了。我以为不会有这样的事情,但现在是呈在眼前了。

    流浪人!真的要这种人才可以算得是流浪人罢?他们没有一定的故乡,没有一定的驻足处,在水上流来流去,那儿黑了便在那儿睡,那儿病了便在那儿死。他们是纯粹的动物性的,没有带丝毫的植物性。他们羡不羡慕那岸上的杨柳哟,那岸上的杨柳又羡不羡慕他们的生活哟?——不对,我的无聊的诗兴又要发作了。

    水是浑浊得不堪,人是纯粹的动物,杨柳是枯槁了的。一篓一篓的黑煤炭压在两人的肩上飞也似的走,飞也似的走……

    C指着一个年轻的——怕只十四岁光景——担煤的人对我说:“这个人的面孔很清秀,很像我的一位表弟。我的表弟,家里很有钱,现在在中学校读书,每天每天都是由包车送去,包车接回,但这位小朋友却在这儿担炭!”

    C说时觉得很有一番感慨的样子,其实他担炭也还不那么担得起呢。担炭的有五六对人,我们数着,别人要担三次后,他才能来回得一次。我们已经很诧异了。到后来才知道他担一次要息一次,中间一次是和一位老人对掉的。老人不消说也是担一次息一次了。

    十四岁的童子和六十岁的老人,在运河边上大汗淋漓地担着煤要饭吃!——诗人!你面皮比城墙还厚的诗人,你的饭吃饱了,你立在那儿要做诗么?

    自己很想把刚才吃下去的两碗面和几碗豆腐酪一并用手挖出来了。……

    “轮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?”

    “这不就是轮船吗?”

    “唉?!”

    我上了轮船还在问轮船。原来从无锡到宜兴才是不经过太湖的,我们所乘的“轮船”仅仅是在运河中通行的一对划子。这种划子,假使不是下江人,恐怕谁也不会有“轮船”的观念罢?一只有蒸气机的在前面拖着,拖着后面的一只坐船。坐船上面也有房舱,也有客舱,也有大餐间,更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坐位叫做烟篷。我起初听说烟篷在船顶上,而且价钱最便宜,便主张买了烟篷票。但谁知走上船来一看,所谓烟篷是坐在船篷上几乎连腰不能伸的一种坐位,头上还顶着一道布篷。像这样的第四阶级实在不敢领教了。于是又才改了房舱。房舱比大餐间还要贵。原来房舱是在船的两侧的,相对的两个木板铺位上只能坐四个人,靠着后壁有一个小小的长台,四只脚是放在两边铺上的。所谓大餐间便在房舱后面,是两个房舱打通了的一个大间,里面铺位多,可以多坐几个人,所以大餐间反比房舱还要便宜了。所谓客舱呢,是在房舱前头的一个通间,比大餐间的坐位更多,所以价钱更便宜了。

    我们把烟篷票退了,改坐在元号的房舱里面,我们在这船上算是做了一次元首了。不过这船上的元首实在比中华民国的元首还要不好做。五尺立方的一个房间,立的时候不能抬头,睡的时候又只是两张木板。一个门道只有三尺高,从这门进去还要下几段阶段。这与其说是房间,宁可说是崖洞呢。从这崖洞望出去。所能望见的不过是些衰败的草岸。水是浑得不像样子的,轮船走过时所卷起的潮浪把水里藏着的一些瓦砾的遗尸卷上岸头,又跌落下去。门外的过道还没有一尺宽的光景,烟篷上的先生们时而把两只火腿吊下来,把下衣一揭开,便立在门下小解。很有些明哲保身的,深怕跌下水去,连把一只脚踏在船边上也都不敢,小心翼翼地把背弓着紧紧靠着船壁,然后洒起杨枝露来。露水刚好洒在船边上,从舱口溅进舱来可以溅在你的脸上。但你把他有什么办法呢?不怕你不便的就哇啦你的不便,但是他便的也应该图他自便。你有什么办法呢?——我在这儿要谈几句正经话了,我们中国人广行方便的程度,实在有些出人意想之外的。吃的水道下面便是粪坑,睡的枕头旁边便是马桶,东方人的超然物外的精神,真正是超之乎其所不超了!譬如就在这小小的鸭子船上罢,既是大餐间也有,为什么不安放一个尿缸,或者凿一个行云流水的圆洞呢?男的先生们怕得连船边都不敢踏,懒得连向船尾去的几步路都不敢走,他们实在是大便而特便。但是女的娘娘们却怎样呢?我恐怕就有些不便了罢?她们因为有这点不便,或者会至于一天两天也得不便。啊啊,“苦矣”,蹐跼在烟篷的先生们的屁股底下,在脑筋里来来往往的都是这些事,连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写下去了。有伤风化,有伤风化,再写文雅一点罢!

    “这船怎走得这样慢呀?到宜兴去究竟要几个钟头?”

    “足足要九个钟头。”

    “啊呀,不得了,不得了!”

    “要走一百四五十里路呢。”

    “啊呀,不得了!不得了!怪不得连动也不见动的一样。”

    “已经要比那些木船快得多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念过李太白的诗没有?‘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’”

    “但我也读过,‘三朝上黄牛,三暮行太迟,三朝又三暮,不觉鬓成丝’呢。”

    “啊,那是上水船呢,那正形容得四川的下水是很急的。要是下水船,在我们四川的确有一日千里之势。我最初出省的时候从我家乡的乐山县城坐船到重庆,只有三天多点的光景便到了。走旱路是要走十天的。那是大水天,船走起来真是痛快,只见两岸的山和两岸的树在左旋右转着倒退。最有趣味的是船到宜宾的时候,在那儿的城墙东面,金沙江的水从西南流来,跟岷江相汇。岷江的水是青的,金沙江的水是红的。金沙江红得就和鲜血一样,浩浩荡荡地流来,一和岷江相汇,便刀斩斧断地当下消灭了。河面立地浩大起来,岷江的青水浮在上面,金沙江的红水都藏在下面去了。但是青红两水在水面下的激动是难以形容的。水面上才看见是一汪青水,但不一刻便涌出血红的花朵来了,真像在开花的一样,在开千叶牡丹。有声有色地开着,滑啦,滑啦,火火火火火,花花花花花,有声有色地开着,开着。在浩大的河面上起初只开出三五朵,渐渐开大起来,渐渐开多起来,一列一列地,一列一列地增加起来,增加起来。青的水面渐渐要被花开满了,花开满了,花花花花花花……一河都是血花。河风又非常浩大,血河里的漩涡单是直径便有四五尺的光景。我乘的是一只小船,载子又没有十分载平稳,被风横腰一吹,骨噜噜地便落在漩涡里打了一个旋转。刚好出了漩涡,又被风横腰一吹,又骨噜噜地落在别一个漩涡里,又打一个旋转。那种凄怆的状态,煞是怕人!在那儿的岸上,又独于是没有草木的、赤裸的山崖,呈着惨红的肉色,就好像人把皮肤剥了一样。我平生遇过不少的怪事情,都没有那时候的心绪凄惶悲壮呢。这儿的水那里会说得上来哟!”

    我大吹而特吹地吹,把C好像骇倒了。他只是圆睁了好几次眼睛。但我在这儿要稍微打一点折扣,这个光景是我十三年前的回忆了,初从乡里出来的人还没有见过世面,因为惊惶过甚,或者有形容失实的地方。总之至少七成总还是有的罢?再要讲价我就不干了。

    “已经几点钟了呀?”

    “快三点钟了。”

    “四,五,六,七,还有四点多钟;怎么办呢?一本书也没有带来”

    “写罢。”

    “写什么呢,”

    “写小说罢!”

    “晤,写写小说。小说是要好写些,一写就跟泻肚子一样,滔滔不尽地源源而来。(又来了!但是有什么办法,我们的头上顶着的是别人家的屁股呢!)”

    “那就写罢!”

    “写呀!写呀!”

    “昨天在往沪宁车站的电车里面。

    “有两位年轻的姑娘和一位白胖白胖的中年妇人(怕是她们的妈妈)坐在我的旁边。

    “电车是满了员的。

    “车过大马路的时候,有位很颓丧的中年男子搭上车来,一挤便挤在年长一点的(有十六七岁光景)姑娘面前站着。

    “这位中年男子把头一埋便擤起鼻涕来。不幸,或者是他的大幸,他的鼻涕飞溅到姑娘的衣裳上去了。青绸羊皮袄的脚边上带了一珠,中年男子赶快把手绢拿出来替她揩了。姑娘又把左脚翘起来,绿色的绒线鞋子上又有一珠。中年男子又赶快把一只手去接着她的脚,又用手绢去替她揩了。揩了之后,——啊,完全出人意外!这位中年男子把那张乌黑的手绢立地拿到自己的鼻子下面去了!

    “啊,他到底是在揩自己的鼻涕,还是在闻那姑娘脚上的香气呢?

    “他到底是通常不爱干净的人,还是有点变态性欲的所谓近代文士呢?——

    “我这个疑问无法解决,我只看见那白胖白胖的中年妇人白了中年男子两眼。”

    我把那个靠壁的小写字台,取来放在铺位上,拿出我在日本学了十几年的席地而坐的功夫,便在铺位上盘坐起来写了这一篇,——什么呢——不成**的短品。我做文章的惯病是先做好文章再安题的,我做好了,回头在前面写了“一个疑问”。

    当我在写的时候,我看C也在写。他是躺在铺位上,用铅笔在日记簿上写着的。

    两人都没有话说,再写罢!

    “朋友们在‘消闲别墅’吃夜饭。

    “席终我去小解的时候,只能容一个人的便房里面,已经有一个人先在了。我只得在门外候缺。先来的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,匆匆忙忙地走来了一个人,他不管我是在门外等什么,一手把我拦开,便一手把门柄握着了。我只得又在门外候缺。

    “接着又来了一个人,又用同样的态度把我拦开了。这样接连地换了五个人,我看见又有一位穿西装的先生匆匆忙忙地跑来了。哦呀,不得了,我这回不能再讲无抵抗主义了!西装先生一来,我便先挡着他。

    “我说里面已经有人,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半天了。

    “不知道他是聋子呢还是不懂我的话,他把我一手拦开,不等里面的人出来,便先跑进去等候着了。

    “我不禁冒了火,在门外便大声地责骂:

    “你们太不讲公德!别人在门外等了半天,你们只图自己的方便!

    “这位西装先生却很有点娄师德的精神,不怕我在外面就如何的骂,他只悠悠然洒着他的尿,一点也不作声。

    “他出门来了,我的气还没有平,我还骂了他几句。

    “但这位西装娄师德不唯没有作声,竟连头也不抬,匆匆忙忙地又跑了。

    “我自己倒惭愧了起来。

    “我觉得我这人真是野蛮,一开口就要把人得罪。

    “嗳,像我这样动辄得罪人的人,无怪乎在我们的礼让之邦,要连一个洒尿的机会也得不到了!”

    又写了一篇。这安什么题呢?雅致一点的是“如厕”,粗鲁一点呢是“没有洒尿的机会”。不过这样一来便会把人骇倒了。有人说屎尿等字是不可以入文的。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特性,他们在青天白日之下拉是可以拉,但你在文章上写却不准你写的。为什么呢?是尊敬屎和尿吗?是和怕犯圣讳一样,犯父讳一样,不敢犯它吗?不管!不管!现在连丘二先生也都拉到了粪坑里了!直捷了当些罢,就写“没有洒尿的机会”。

    我把题写好了,回头去看C时,他倒在梦见丘二了。他靠在壁上,把拿着铅笔和日记簿的两手叉在胸上,已经颓然地睡去了。他的口是张着的,脸色有几分灰青,我不禁惹起了几分伤感的情趣。

    啊,C君哟,你也未免太可怜了!你本是学农的,犯不着要来做什么文人,在中国的现代要做文人,是等于自杀呢!

    我想起他这一年来的失业,他在虹口小菜场上替别人做过几个月的店阿大,后来又去为教会的先生们整理过几个月的圣经。在江浙未开火以前他本是要往奉天去就一处农场的职务的,但不幸江浙开起战来,接着奉直也开起战来,于是他的行期就和中国的统一一样,无期延期了。他要侍奉母亲,要扶助两个妹子,而他却也和我一样在上海市上做了一个无业的流氓。啊,他这半年来恐怕也有些倦于营生了罢……

    啊,太无聊了!太无聊了!还是写!还是写!

    “在上海能够起早的人,总会有这样的经验罢?

    “无论在那处的十字街头,只要过往的人多的地方,在一个街角上总有一个卖饭团的人。赭红色的深桶盛着一桶热饭,只要你把铜板给他,他便捏个饭团给你。你如果喜欢吃油条,也可以叫他把油条夹在饭团的心子里。

    “在这卖饭团者的旁边,必定还有一个卖臭油豆腐的人。一个铜板两个,他替你盛在碗里,用剪刀剪碎,加上羹汁,再加上佐料。这便是你吃饭团的人的清羹。

    “自己的铜板只可以够买饭团的人,买了一个饭团,便捧着一面啃一面走开了。

    “有的铜板还有些剩余时,便要围到这油豆腐担上来,吃得非常起劲。

    “油豆腐担上大抵还放着一大碗猪皮,煮熟了的。这更是一种盛菜了。

    “买了饭团,买了油豆腐,还要想吃点荤菜的人,便要来吃点猪皮子了。

    “我刚从日本回家的第三天,那时我还住在二马路的一家旅馆里面。清早我一个人出去想买点吃的东西,我在石路和四马路交叉的地方,在一只街角上便看见了这两种摊贩。

    “有一位穿得很褴褛的男子走来,他是黄包车夫,或者工人,我不知道。

    “他走到油豆腐担上来,在一碗猪皮子里面,挑选又挑选地选了三点猪皮。

    “他问卖油豆腐的人:‘格个几滴盐呀(这个几个钱)?’

    “‘四个铜板。’

    “‘四个铜板?吃弗起!吃弗起!’

    “‘吃不起就拉倒!’

    “卖油豆腐的人忙着去应酬别的主顾,说的时候连头也没有抬起来。

    “想吃猪皮的人,把三点猪皮子睁着眼睛看了好几眼,咬紧牙关吞了好几次口水,又才没精打采地走了。

    “这儿有一个教训:

    “世界上有吃猪肉而不吃猪皮的人,也有想吃猪皮连四个铜板也拿不出的人!”

    我这笔就好像上了肥料的大葱一样,只是冲呀,冲呀,不管它好好歹歹总已经又写了一篇《四个铜板》。我素来是文思很迟钝的人,今天是怎么搅起的呢?是谈屎谈尿的太谈多了,真的上了肥料吗?还要想写呢。我昨天清晨想写的东西因为事忙还没有写出来,索性在此一道写出罢!以后怕没有时候,以后怕会忘记了。

    我这回先写了一个题是“两种人情的滋味”。

    “我这回回上海来没有用娘姨了。

    “我不用娘姨的原故,并不是在讲什么人道,也不是在讲什么经济。我固然是没有多少钱,但要在上海用人觉得比不用人还要不方便。

    “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过,上海的娘姨叫‘三珠’。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怎么叫做‘三珠’。

    “他说:她们初来试用的三天是‘滚盘珠’,见事就做,异常勤快。三天做满了之后把契约一定好了,便成为‘算盘珠’了,你要拨一下,才肯动。再住久一些便要成为‘定盘珠’,你就拨也拨不动了。

    “这三珠的经验我去年在上海住过一年,是已经领略过的。不过我的经验还有超出这三珠以外的。她们不肯作事情我觉得还不要紧,最令人伤心的是:你待得她们愈好,她们愈见不好起来。盗窃、轧姘头、引狼入室,无所不为。这岂不是最令人伤心的吗?

    “出了钱去买伤心事,我何必做这样的傻子呢?所以我这回回来便想暂且不用娘姨了。内事由我女人料理,外事便归我自己听差。

    “昨天清早我往八仙桥去买小菜,我左手拿着一个菜篮,右手拿着一张包单。

    “我身上穿的是在日本穿过十二年的一套学生装,外面套了一件破大衣,我的一顶棕黄色的骆驼绒鸟打帽也是一九一四年在东京买的。

    “小菜平常是隔两天买一次的。这回因为要到宜兴,不得不多买一些。

    “我买了两斤猪肉、一匹腌鱼、一棵白菜、两斤白糖,便放在小小的菜篮里。

    “我又在一位很慈和的老妈妈面前买了一些塌菇菜、菜苔、芹菜、豌豆苗。买了一大堆,我便请她替我包在包单里。

    “她一面包一面向我问道:大师傅,你在啥地方烧饭呀。

    “我说:我在环龙路烧饭。

    “——你以后要买只大来些个篮,用包袱包会把菜搁坏个。她很亲切地教了我一番。

    “我说:好的,我随后要买。

    “她把菜包好了,递给我的手里,她还说了一句:好,你明天再来呀。

    “我也很自然地答应了一声:好,我明天再来。

    “她和我只这样平平淡淡地谈了几句话,但我很感谢她,我觉得她在关心我。她的对于我的一点关心,我觉得是真正的人情的滋味。”

    我写到这里,天色已渐渐暗下来了,一位茶房拿了一盏小洋灯下来,放在一只屋角上。这盏洋灯是和邻接的房舱通用的。昏黄的灯光照在室里反觉得更加黑暗。我不想再写了。C也已经醒来,我把我写的东西送给他看,我希望有些地方可以惹他发笑,但他很严肃地看了一遍,连一笑也没有笑。我觉得我自己是失败了。他把不全的《两种人情的滋味》读了之后,觉得也像玩味了一下子,他又问我:

    ——你这才有一种呢,还有一种呢?

    ——还有一种是我把小菜买好之后走到街上去叫黄色车。我叫着一只黄包车问他多少钱?他说要四只角子。平常由八仙桥坐回环龙路是只要八九个铜板的,四只角子照现在的时价算起来该合六十四个铜板了。我哑哑唔唔地说了他一声。他回问我要几个铜板?我说八个。他一减价便跌到十个铜板上来。我更还他九个。在我们正在讲价的时候,另外又有一只黄包车飞也似的跑来了。“啥地方呀?啥地方呀?”他不住地只是问。我说是环龙路。“环龙路十个铜板侬还弗要阁啊!”他抢白了我一句,白视了我两眼,又飞也似的拉着车子跑了。所谓还有一种人情的滋味,便是这一种了。我觉得这位黄包车夫也是在关心我,但他对于我的这种关心,几乎使我流出了眼泪。

    ——你还是把它继续写下去罢。

    ——不想再写了。

    ——你近来很写了些这一类的东西,我觉得很喜欢。

    ——这类东西我以后想多写一点。我从前的态度是昂头天外的,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只有一种拒绝。我以后要改变了,我要把头埋到水平线下,多过活些受难的生活,多领略些受难的人生。我在这里虽然开不出什么美的好花来,但如路旁的杂草那样,总可以迸发几株罢?遇着别有会心的周茂叔,他是不会芟夷它的呢。

    ——你这个态度我很赞成。前几月我在勘校圣经的时候,我看见耶稣有一句话:“你要把灯光点在斗上,不要点在斗的下面。”他这句话,我看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耶稣教徒与非耶稣教徒,都是实地奉行着的。我们中国人,凡为有点光的,谁个不把来点在斗上呢?所以斗下的生活便愈见黑暗了。我想做一篇小说,取名《斗下的灯光》。

    ——唔,好个有意义的题名,单是这五个字已经是杰作了。

    《斗下的灯光》的内容是什么,C倒还没有说出。在狭隘的斗室中,在昏黄的灯光下,他对我却另外说出了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来。

    ——那是一九二三年的上春,我也正尝着失业的痛苦的时候,在家里闷着怎么也受不过,便向母亲讨了六块钱来,瞒着她说往苏州去散心。我到了苏州便去买了些杂货,如像假金戒指、洋线、花针之类。我另外又买了一套短衫,便装扮成一个行商,到太湖的东洞庭山去。我在山上住了将近一个月,那儿的生活是十分朴素的。那儿有未经跋涉的荒山,有十分雄浑的自然。我靠着卖杂货为生,白昼便往四山去跋涉,晚来便宿在一家旅店里。旅店的主人只是一位中年妇人和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。最有趣味的还有一位张三。这张三是崇明岛的人,他原是布商,他家里是有妻室的。他在三年前到洞庭山上来卖布,便寄宿在这家旅店里。不久之间他对这旅店的女儿发生了恋爱,他布也不卖了,家也不顾了,每日只是呆在旅店里,承望那女儿的颜色。他在店里住久了,馆账一天一天地堆积起来,把他所有的布都押给老板娘子去了,他还是不想回去。后来他竟替那旅店打起杂来。做什么事情都是张三。挑水是张三,斫柴是张三,烧火是张三,煮饭是张三,挑粪是张三,种土是张三,养猪是张三,割草也是张三。做什么事情都是张三。张三说;他只要在那女儿面前,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快活。但可怜那女儿却不爱他。我在要下山的时候听说那女儿要嫁人了,我还剩下两个假金戒指,我一并送给她去了。

    ——她怕反而在爱你罢?

    我这么问了一声,但C只是笑了一下。他的六块钱的本钱,就在洞庭山上生活了几个礼拜之后,说是回到家里时还剩下了两块。这两块钱他便拿来买了一些新文学的书,其中一本是《茵梦湖》。他爱《茵梦湖》几乎成了一种怪癖了,从出版买起,一直买到现在,版版都有。他就是从那回游过洞庭山之后,才突然嗜好起文学来。他的《烦恼之网》和其他的作品都是在那回以后才动手写的。

    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兴趣,我把一天的厌烦都丢到脑后去了。我劝他立刻把那回的事情写出来,他也满高兴地答应了。我很希望在我们中国的新文学中会有一部杰作出现呢!

    啊,随处都是绝好的文章的资料!我们中国乡间僻境的国民生活的自然风光,尤其是未经开辟的宝藏。我们中国的新兴的文艺家哟!你们为什么定要想跑到巴黎,跑到德意志,为什么定要龟藏在你自己的生活里,做些虚伪的表现呢?

    宜兴到了,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地点到了。

    黑暗,路烂,臭不可堪,这是宜兴给我的第一印象。

    下船的地方听说是东门的轮船码头,黑暗中被C引我走过一条狭巷,路是看不见的,皮鞋的下面只觉得滑烂难行。路的两边怕一定有茅房罢?弥天的奇臭哟!

    昏昏茫茫地跟着走进城,走进了一家旅店。刚进房门时还有人在床上抽大烟,邻室又有两台马将。我真是有好几分不高兴了。听说烟、赌、酒是宜兴的三害,想来倒不止宜兴是这样罢?

    但是哟,那管得这些闲事情!只要有松菌和黄雀吃就好了。——读者诸君,你们怕已忘记了罢?连我自己几乎都忘记了。我们到宜兴来是要调查江浙战事的遗迹,兼带着吃松菌和黄雀的使命的。黄雀是什么我不知道,松菌我在日本吃过,但是日本的松菌,植物学家说是日本的特产,怎么在我们中国的宜兴也有松菌呢?这是偶尔的同名,还是根本是同类呢?这个问题使我在想吃之外添了一种好奇心。于是乎我们刚好看定了房间,便回头走到一家面馆里去,想吃松菌和黄雀。

    面馆门前杀了不少的鸭子,很肥很白的挂着。有两个人围着一个大木盆,盛着热水,很热心地在水里撬鸭子的毛。

    C走进店时开首便问有黄雀没有。

    店里人答应说时节已经过了。

    又问松菌。松菌也没有了。——啊!失掉了一大半的希望!这松菌假如和日本的是一样,在植物学上不也是小小的一个发现吗?

    我们只得叫了两碗面,又叫了两碗蒸鸭的“浇头”——原来宜兴人吃面,无论是鱼是肉都是不放在面里的,另外用小碗盛着,叫着“浇头”。蒸鸭的滋味还不错。我们一面吃着,一面闲谈。我对于松菌总有迷恋难舍的关怀,便先问C究竟是什么形状。C说得很模糊,好像和日本的松菌终是两样。——不管是一样也好,是两样也好,我把这个小小的问题寄放在这儿,以后如有到过日本的人又到宜兴来,遇着有松菌吃的时候,在浅斟细嚼之余,请把这个问题来吟味一下罢。说不定还有一位“理学博士”的徽号在等着你呢!

    宜兴的吃食店真是多,每十家街店怕有八家是卖食物的,最多的尤其是鸭肉面馆。

    ——宜兴人是很爱吃的吗?我问着C。

    C在未答应我之前,便先叹息起来了。

    ——嗳,我虽然是宜兴人,但是我对于宜兴人实在是再憎恨没有的。宜兴人还是“人”吗?他们清早起来没有一个钱的事情可做,抱着一个茶壶便上茶楼。在茶楼上当了半天的神仙,接着去上馆子了。酒、面、鸡、鸭,吃得不亦乐乎。我们宜兴人是定要吃早酒的,全城的人吃蒸鸭每天要吃好几百头。吃了又怎么样呢?上私娼家里去打马将,或者打叶子牌。打了又吃,吃到夜深了,高兴的时候在一二点钟时回家;不高兴的时候便睡在私娼家里。这样便是宜兴人的一天!明天起来又是照样的一遍!嗳!

    ——这是有钱人的生活,没钱总不会是这样罢?

    ——仅仅是程度的差异罢了!

    ——年轻的呢?

    ——嗳,更难说!宜兴人是不讲究读书的。顶好的把中学一弄毕业了,便回家去当少爷。少爷跟着老爷学,抱茶壶,上茶楼,进酒店,嫖私娼,打马将,抽大烟,……这便是少爷的“大学课程”。当不起少爷的呢便当“揪脚。唉,真丑!真丑!

    ——什么叫“揪脚”?

    ——这是我们宜兴话。我们宜兴人说拉是揪。这种“揪脚”是打不起牌,站在旁边抱膀子的,打牌的人打罢随便赏他点子钱,他也满高兴地又拿去吃喝。这便是我们宜兴人的“揪脚”,我看真是“丑脚”呢!

    C说得意外的愤慨,我也很受了意外的感触。宜兴人的精神像这样无形地消颓下去,不比五百倍杨春普的兵和白宝山的兵的骚扰还要厉害吗?

    这儿明明预告着一个剧烈的阶级战争。宜兴人这么好吃,他们的吃食是从什么地方取来的呢?宜兴人又这么懒惰,他们的吃食是用什么方法取来的呢?聪明的读者哟,你们可以知道了。一个阶级吃一个阶级。有一个吃的阶级,同时便有一个被吃的阶级。田地里劳苦着的农民,一天一天地被城里的坐食阶级吃食,他们的血汗熬尽了,剩着的枯骨也还要熬出油来,滋润老爷、揪脚们的肠胃呢!这样明白的一个惨祸,最奇怪是有许多睁眼瞎子的学者(?)竟忍心说中国没有阶级,中国没有地主和农奴的区分。这是怎样瞎说八道的混账话哟!我是四川人,我们四川便明明有农奴和地主,一般自作的小农,是绝少绝少的。这回我到江南的乡下来跑了一趟,我也增了不少的见闻了。江南人收租我们且把苏州人来做标本罢。大地主收租先挂出一道牌出来,报告什么时候开仓,什么时候截止。其实他们开仓,也并不是收米谷,却要收钱。时候截止了,乡里人拿不出钱来,不仅要吃到大利盘剥,还要吃痛苦的肉刑。所以乡里人没法,在开仓之前,无论价钱好歹只赶着把自己收的米各粜卖。在这时候收买米谷的人是些什么人呢?不消说是地方上的地主了。他们用便宜的价钱把谷米买来,用高贵的价钱收纳租税,又用高贵的价钱把米谷卖给农人们。就这样有钱的地主层层地剥削乡人,乡人遇着年岁饥荒时,有薄产的只好把自己的薄产拍卖,没有的只好卖自己的女儿——在上海滩上当野鸡的,当娼技的,在江南地方各大绅士家里当丫头,当小妾的,你们知道,究竟是什么地方来的人呀?乡下人一年劳苦到头,挥尽了血汗还不能糊口,只好卖田、卖地、卖女儿!江南地方的农村一天一天地颓败下去的原因,诸君可以知道了罢?地主们把农民的血汗钱榨取去,但他们除吃除喝之外不做一些儿生产事业,——在外人的经济压迫之下,除吃除喝之外,实在也没有生产事业给你做。江南的各处城市,都带着颓废的灰色的情调,其原因,诸君可以知道了罢?唉,像这样的形势,不仅是限于江南,我恐怕我们全中国都是一样罢?泱泱中国一天一天地沉落向一个无底的深渊,唉,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呢?

    两个人在面馆里吃了一些面,又只得退回旅馆里去了。

    C虽然是宜兴人,但他十三岁时随着他母亲、妹妹到了上海,他的故乡便少有来的时候了。这回的战地都在乡下,他也和我一样全不熟悉地方上的情形,我们在当晚只得在城里访了几位他幼年时代的同学。到乡下的路程怎么走法,我们只好征求他们的意见了。

    原来这回的战线,苏军方面在上海是取攻势,宜兴是取守势。宜兴在太湖的西岸,北接常州。由沪宁铁道直通江宁,南与浙江长兴县接境。浙江欲窥南京,此路最为捷径。浙军第二路的陈乐山便担任这一路的进攻,苏军方面由杨春普、傅象泰、白宝山、陈调元等在此防守。所谓战线便是宜兴东南的蜀山、兰右、凰川、悬脚岭、甘三湾、张渚一带了。

    当晚蒙到下榻处来商酌的有C君的父亲和他的同学H先生。C君的父亲主张坐船,叫我们先坐船到蜀山,在此过夜。第二天又坐船到兰右,到了兰右便舍舟登岸,踏查悬脚岭、廿三湾等地。最后到张渚,由张渚可以坐般再回宜兴。路程便这样定妥了,所花的日期怕要四天。热心的H先生便允许陪我们到半途,作我们的向导,我们当然是不胜感激的了。

    一天半的车船把人弄得都有些疲倦,邻室的马将不知打到了几时,我们早已一枕黑鼾,随着中华大陆消沉下去了。

    第三天

    清晨我们到素面馆里又去吃了两碗素面。在刚进馆子的时候,堂官开口问我们的不是“要不要酒”,是“要什么酒”。这可见早晨进馆子的人是一定要喝酒的了。在要出馆子的时候,看见两位乡下人进来,两位都没有剪发,一位挽着一个髻子在头上,一位是吊条发辫在背心。他们手里一人拿了一个马口铁的炼乳筒,是自己打好了烧酒拿来的。这么早怕还没有到七点钟罢?空着肚子进城,便要灌那一大筒酒精!啊!这是多么沉痛的现象哟!他们是享乐呢?还是想借酒精的力量来麻醉受榨取的苦痛呢?

    时间不早,C引着我在城里看了一会,看了周处斩蛟处的长桥,又看了C往时的旧家。有些人家的敞厅上正堆着无数的新谷,这时候正是收租的时候了。刚才喝早酒的那两位农人,怕是才送租谷进城来的罢?宜兴人收租不收钱,这比苏州人好得一点。

    江南人的房屋和四川有大不相同的地方,便是多用砖土,少用木材。这在四川是恰恰相反。这怕是江南地方少山的原故罢?纯粹的砖屋,又小又黑暗,在我看来怎么也像是坟墓一样。

    C在一些“坟墓”当中把我引上了城墙,这江南地方的城墙也没有壮美的观感。四川的城墙大抵是用红石砌成的,决不像这江南地方的一些灰色砖块的颓垣。城墙上的砖块已经被人剥削了好几层,城墙也平了。C说:“都是有势力的绅士们偷去砌房子去了”。唉,也好,也好,城墙纵横是没用的东西,这些绅士们是很能利用废物呢!

    立在城墙上远望,一片昏茫的湖水现在眼前。湖水受着背面朝日的光线,微微带着红色。C告诉我是“西氿”。(这个“氿”宇的发音是“求”,我带着的一张地图上误作“仇”字去了。)听说是九条小河汇成的所以叫做“氿”,城东的是“东氿”,城西的是“西氿”,中间贯穿着一道荆溪。湖的彼岸远远现出一带山脉,是铜官山脉。

    城墙上有两座新修的中西合璧的建筑,一座叫做“建设楼”,一座叫做“五凤楼”,看这些楼的命名已经可以晓得宜兴绅士肚子里的风雅了。

    在城墙上走着,C一面指示景物,一面诉说了些幼年的记忆。他说他幼年时分,城墙下都是些灌木草丛,是他们探险的地点。他们攀着藤蔓可以从城头爬下去,在草木丛中摘取种种的花果。这些草木现在都剃平了,C很是感叹不置。但这感叹和回忆,是属于他一个人的,我不能分享。在我看来,剃平了也未始没有风味,不过剃平之后只剩着一片荒凉的瓦砾场,这是未免太杀风景了。

    从建设楼出城,渡过一道红色的木桥,在桥梁上题着“红桥”二字。C说这道桥本有一段掌故,是明朝一位姓周的什么人修的。在从前是不敢拆墙的,这位姓周的从自己家里修出一道桥来,越过城墙,一直达到城外,桥的古名本是“虹桥”,后来毁了。这座红木桥是新近修的。

    这个真是有趣的逸闻,这“虹桥”偏要改成“红桥”,不怕赤化!

    渡过红桥便是西氿的堤岸,满堤都是瓦砾。瓦砾堆上有些萧条的垂杨。湖畔和濠水中有些枯败的芦草。

    渡红桥不远有一座临水的粗俗不堪的小亭,看来是未满一年的新筑,但是楼板已经破落了好几面,楼梯也断折了好几段了,遍地也都是瓦砾。

    ——这儿打过仗吗?新房子就成了这样!

    ——啊,那里!还有好看的在后面呢!我们宜兴的绅士就是这个样子。他们没法弄钱,只好编出些调门来兴土伐木,他们好从中取利。他们的目的那在什么建设上呢?修的时候本来是种骗局,修好了又没有人看管,当然会搅成这样的了!

    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新名词便叫着“新的古迹”。时代变了,目前的人大都以为新的总比旧的好。城墙虽然是古迹,但在宜兴人看来怕也是嫌它旧了,所以要拆毁它,要重新修些新的建筑。但是新的建筑如不破败时又不成其为古迹,所以要它破败。嗟乎,宜兴绅士们的苦心乎!什么都是有美处存在的,怕这些新的古迹正是近代艺术家所讴歌的“颓废美”罢?

    在西化上望了一回,又从五凤楼折进城,先去参观了一座两层楼的建筑。建筑还没有完工,但是木材已经旧了,各垛的窗扇都已零碎,纵横错乱地钉着些蔑片和草席。楼板也空了好几处,有几处连横梁都坠了。几只瓦雀从砖壁上的横梁洞里悠悠然地飞进飞出。阶沿依然还是建筑当时的土面,连泥土也还没有面平呢。转到正面去,高大的门楣上挂着一道招牌,是黄炎培写的“通俗教育馆”五个字。唔,有了这样一道招牌,已经够了!通俗教育算是表彰够了的,你还要什么呢!门前一位很褴褛的老太婆在洗尿布,旁边一个孩子坐在地上咬一个骨头,墙上有白墨写的字,例如毛字旁边一个非字,毛字旁边一个求字之类——唔,唔,这是通到不可再通,俗到不可再俗的了!走进馆去,有几个水缸,两个席地的铺面,一位中年的女丐在一只角上烧着早饭。唔,唔,这是多么勤苦呀!这位宜兴通俗教育馆的女馆长!

    嗳,嗳,我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。中国的局面,什么事情都是糟到十二万分,这是无可讳言的。但就我见闻所及,恐怕再没有比这座通俗教育馆糟得更厉害的罢?这儿并没有打过仗,也没有驻过兵,但在初到这儿来调查兵灾的人,如果没有人为他说明内幕,谁不会连连地骂几声“丘八”呢!丘八,丘八,丘八,我们中国人这两年来万口同声地都痛骂丘八,其实比丘八还厉害的,还有一些丘二、丘三、丘九、丘十呢!中国的事情要搞好,我想还要请丘八来才行!杀!杀!杀!杀!要杀得一个血海横流,我们中国或许还有些儿补救。

    把通俗教育馆参观了。C又引我去参观“图书馆”。招牌是蔡元培写的。外观算还整饬得一些,但是大门是严闭着的,掩着的窗门上还加了木条钉紧了。我觉得蔡元培先生好像写了一个别字;这不是“图书馆”,的确是“图书棺”呢!

    在这座“棺材”近旁有一座“法藏寺”,C说是他幼时读过书的地方。我们走进去,看见大殿门口坐着一个和尚,把上半身脱得精光的,在太阳光里扪虱。我看他这个态度,正想赞美他几声超然,但这位老秃头,一看见我们便手足失措地连忙把衣裳穿好起来,跨进门阶去便连连撞起钟来了。啊,超度众生!超度众生!我实在想连叫几声佛法来救救我的性命了!

    大殿后面依然还有蒙学存在。正是上第一点钟课的时候,一群小学生站在讲堂外边,由一人呼号令整队就坐。接着走出先生来,头上戴着一顶很尖的小帽,青洋缎马褂,竹布长衫,寡白无表情的面孔就和蜡做的人物一样。先生走上教台,只听见“立!”“敬礼!”“坐!”的几声之后,便点了一趟名,先生开讲起来了——

    “为什么要少吃东西。”

    先生在黑板上写了这八个字,又拖长声念了一遍。

    他的讲义真有趣,我几乎逐字逐句都记得,我现在把它记录下了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呢——是何故也……要呢——是应当也……少呢——是不多也……吃东西呢——是用饮食也……为什么要少吃东西呢——是何故不应当多用饮食也。”

    他逐字讲解了,又来串讲一遍。但我怕他最后的一个“也”字是“耶欤乎哉”的错误罢。——中国文字的好处是写在纸上便认得清爽,不然这“耶欲乎哉”的四个字,假使是从我口里听出来,会听成“噫!愚乎哉”了。这岂不是唐突了大贤?

    回到旅馆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的人在等候我们。H先生、Z先生,其余还有几位。Z先生是北京朝阳大学的学生,因为江浙战起,暑假归家便没有北上。他也答应和我们同行,并且要陪我们到张渚。新的究竟比旧的好些,这些青年的气象却又不同。

    在吃中饭的时候有位蜀山的绅士P先生和湖的绅士L先生来访问我们,两位都是瘾君子,一眼可以看出。这两位先生都是由C君的父亲介绍来的。P先生希望和我们同船到蜀山,并且要陪到湖。L先生说早回湖去准备着接待我们。我们有了这么多的人员奉陪招待,心里真是强了好多。C连连说,这一路假使由别人来调查,一定弄不出一个结果。不消说我们是会有一个结果的了。有结果在后头的事情,是多么令人踊跃的呢!

    上船的时候是十二点钟,因为准备要在船上睡,便不得不先租了两张被条拿上船去。一只小航船,篷里分作前舱后舱,后舱中摆着一张方桌,面着一床铺位,壁上有两眼小窗,这都是前舱所无的。船开后各人都怕风,前舱口上垂下一张蓝布帘子。这样的船也好,我觉得比名不符实的“轮船”还要好些。

    我们同行的一共五人,H、Z、P、C、加上一个我,都聚集在后舱里谈笑起来。

    听到蜀山是苏东坡取的名字,我的兴会又添了不少。我们这位老同乡在前原是想在这儿买田卜居的,我才突然记起他的《阳羡帖》来。阳羡就是宜兴的古名呢,辞句都记不全了,只记得有“一入荆溪,便意思豁然”的两句。我便跑出舱去想领略这“豁然”的风味,依然是昏黄的水,愁郁的天,衰黄的颓岸。我在船头的一个圆石凳上坐了好一会,但我的意思怎么也“豁然”不起来。我觉得我们苏大先生终不愧是位诗人呢。

    上船的时候,借了一部《宜兴县志》预备在路上作参考的。翻出了一段苏东坡先生毁契还宅处的记载。这也使我很想去凭吊一下。听说地址在滆湖,不顺路。我想把这件事情来做篇小说,但是地方没有去过,恐怕做不成器了。我只写一个梗概在这儿罢。

    “东坡先生看上了阳羡的风景,在滆湖旁边买了一所房子,契约都已经写好了。

    “他把契约揣在怀里便出去散步,他在途中遇着一位老妈妈在路旁痛哭。

    “他问她:‘你在哭什么?’

    “她说:‘我的儿子不孝,把祖传的家业卖了!现刻没有避风雨的地方,所以不由得不哭。’

    “东坡先生又问明了她房屋的地址时,才知道刚好就是他才把契约写好了的那一座。他便从他的身上把契约拿出来当面毁了,还向着那老妈妈说:‘房子依然是你的,我也不要你儿子还钱了。’

    “老妈妈的眼泪在眼睛里发起了光来。”

    倾谈了一阵大家都倦了,航船走得很迟缓,便把同行的诸人都催入了睡多。我只得到后面去帮船家摇起橹来。

    船家是两夫妇和一个两岁的儿子。两人要看儿子,又要摇船,力量又不十分够,船是愈走愈慢了。后面的船一只一只地看看就赶上了我们,前面的船一只一只地又看不见了。这使我起了一种好胜心,我便拚命地帮他们划,也赶上了好两只。

    ——你先生是外乡人罢?

    ——是的,我是四川人。

    ——出门多少年辰了?

    ——十二三年了。

    ——回家去过没有呢?

    ——没有回去过。

    ——家里有老的么?

    ——双亲都还在呢。

    ——啊,不知道在怎样思念你呢,你快回去一趟罢!

    ——是的,我找了钱就要回去了。

    船家的妇人和我谈起话来,以后我接着问她了。

    ——你们一向生意好么?

    ——不好呀,吃苦得很呢。

    ——像你们这样两块钱一天,也不见怎样吃苦罢?

    ——生意有的时候倒好,但没有生意的时候多着呢。

    ——打仗的时候你们受了灾难没有?

    ——我们还好,那时候到镇江去了。

    我想从她口中探听些战时的事迹来,但她也说不出什么来,我也把我那种企图抛弃了。

    船到蜀山,镇上已经上了灯火。

    P先生招待我们在一家菜馆里吃了晚饭,他和H好像商量了些什么,我不曾懂得。我只看见P先生取出一张名片来写了些什么,拿出去找人交付去了。他是要介绍什么人来吗?但是饭吃过后却不见有人来,P先生又引我们到一家茶店里去吃菜。

    菜馆和茶店都是有电灯的,但是点的却是洋灯,听说电线都被军士斫断,电灯泡也多被他们拿去了。——拿去做什么的呢?——那些蠢如豕鹿的丘八,以为只要有灯泡便可以发光呢。

    五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吃茶,其余吃茶的也还不少。在我们的邻桌上,我看见一位穿灰色军装的人和一位年轻的女人在那里很欢洽地谈笑。我以为镇上还驻扎着士兵的,但听P先生说明,才知道是本地的保卫团。

    茶吃了一杯的光景,P先生点燃一只纸烟,慢慢地谈起话来。他这回是特别向我说的,语调很慢,我听得几乎没有丝毫不懂。

    他说:“我们这蜀山镇本不在火线上,所以由战争直接所受的损害很少。不过我们这儿是到兰右、到湖的必由的要道,前前后后通过了不少的苏军,因此便不免受了些间接的损害。譬如军队到了要办差,要接待,这本是意中事,不过军士们很无纪律,在镇上乡下都不免有掳掠的情形。至关于人的方面呢,被拉夫的很多,被奸淫乃至被奸淫而身死的倒少有听见,因为这种事情别人都讳莫如深,不肯宣扬出来,在外面宣扬的有多少也恐怕不可靠。据人说:商桥地方有兄弟二人同行,遇着拉夫的兵士,便吓得跳河寻死。哥哥的一位熟悉些水性,乐得逃掉了,兄弟被溺死在河里。又听得人说:有位秀才被拉,他说我是秀才呀。兵士说:你今天拉了一天大炮之后,秀才还是还你秀才的。像这样的事情真是专横已极。还有人说:有一位产妇产后刚好七天便被兵士们**了,但不知道的确不的确。的确的有一件是这镇上的南街的。有一位姓查的寡妇,年纪四十岁了。她的丈夫王景阳已经早死,她自己开了一家杂货店过日,大兵到了,外面风声很紧,镇上的人大都逃走了。只有她想逃又舍不得丢了产业,想不逃又听说兵士们的蛮横,怕失了她的贞节。她想得走头无路,只得闭了门吊死了。”

    P先生娓娓地对我细说了一遍,他的声音是很沉抑的。在茶店里本来是很阴郁的空气中,又听着他说这一番话,听的人大家都很注意,都像有无限的感慨的样子。但我自己总觉得很淡漠。我觉得商桥的兄弟是懦弱得连兔子也还不如的人,他们有胆量跳河寻死,为什么不回头与兵士们决一死斗呢?秀才被拉夫,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令人不平的地方。被拉了后,秀才的的确确还是秀才。骂秀才老爷的那位兵士我倒觉得说破了一个真理。世间上有多少人,稍微有点身份,便什么苦也不想吃了,须知吃了苦后,身份还是还你身份呀!中国的兵在拉夫的时候能够专拉有身份的人,那吗我们中国就会有希望了。管他大总统也好,大执政也好,大元帅也好,大家来拉拉大炮,恐怕中国不会糟到这步田地,中国的兵也不会糟到这步田地罢?产后七日便被**的产妇假使真果属实时,也要亲自听她的哀诉,才能动人。便是自缢的查寡妇也觉得有些不近人情,她临死时的那种心理从何处听来的呢?我怕她是受了污辱之后,愤而自尽了的罢?假使是这样时,这人倒很贞烈可风了。

    P先生说了好几段逸事,但他最使我感动了的一段是说到夫子抢食的事情。

    他说:“阴历八月初七,大桥下到了好几只船是由第五混成旅(陈调元的兵)拉来的夫子。船一靠岸,他们便蜂拥上来,遇着街上有卖食物的便五抢六夺地捞到口里。夫子都是江北人,有些不晓得糟豆腐是什么的,把糟豆腐抓到手里,问声这是什么,话还没有落脚,已经塞进口里去了。见茶食的抢茶食,见豆渣的抢豆渣,他们就好像一潮饿鬼,听说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。那时候天气又热,他们关在舱里两天,大小便都在舱里拉,身上的臭味真是令人不敢见驾。有的是囚在敞篷船上的,手缚手背剪着,白日受太阳,晚来受夜露,又几天没东西吃,弄得生着病的也很不少。所以船一靠岸,他们便都劫抢起来。”

    P先生一面说,一面还做些手势来形容。在他似乎很有意要说得滑稽一点,但在我听来,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了。蜀山镇上的商家受了这些夫子们的抢劫,我想所损失的总不及他们替丘八老爷办粮台的万分之一罢?这些夫子们也是人,他们受了拉,还要受这样的虐待,要这才真正是多么悲惨的现象!陈涉、吴广们也是秦始皇的时候拉的夫子,他们终竟把天下推翻了。现在的夫子里面,就只有囫吞糟豆腐的人吗?

    在茶店里坐了半点钟的光景,P先生又引着我们出去。他在保卫团的办公处去叫了一位护兵,提起灯笼照着我们前走。镇上的人都在投一些惊讶的眼光在我们身上。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要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的,、我只是跟着他们走。走进一条窄街里,P先生指着一家闭了门的铺面跟我说,这就是查寡妇的店子了。我看时也很淡漠,实在没有感受一些儿悲哀。

    他们还在走,把街道走尽了,走到黑漆一团的旷野里来了,究竟是要往那儿去呢?路旁间或有两三人家由护兵的灯光照耀了出来,墙壁都是用破陶器砌成的。听说有家电影公司到这儿来摄过影片,把这儿的人家作为了贫民窟的标本。

    他们正在走,途中还有低低的铁线留存着。P先生说,这就是战时的军用电线了。

    他们还在走。到底是往那儿去的呢?

    O

    io

    星低低地现在我们的对面。

    左手有一团隐然隆起的黑影,听说便是蜀山。

    旷野中除同行者的脚步声和话语声外,什么声音也没有。风也没有。

    走到了一座建筑的门前,P先生和同行的诸人都把脚步停止着了。我看黑漆的门上有一道横匾,写着“东坡书院”四字。——哦,原来是引我来看名胜的吗?护兵叫了一阵门,叫不开,沿着墙脚绕向后边去了。P先生却用力把门推开了,我们便跟了进去。

    好像是一个薄有树木的中庭,当中有一个小小的池子。我们从池上的拱桥走过,走进一道门槽,又是一个天井。上面便是正厅,左壁的侧门里有几位先生迎接了出来。原来这里面是一座小学校呢。校长是一位姓R的先生,很诚恳地又引我们进侧厅背面的办事室里去。R先生把我请在一把上位的太师椅上坐下。正襟危坐地和我对话起来。我把来意说明了,转向他请教。他谦让不逞地总是不肯说。我说,我们这次来调查,时间本是很匆促的,地方情形不甚熟悉,言语又不通,所以觉得有种种困难。单靠我们自己直接向乡间去探访观察,恐怕挂一漏万。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要地方上的知识阶级帮助我们,或者是个人谈话,或者是私家记述,我们很想多多采纳,以补救我们的不足。R先生也很赞奖了一遍我的这层意思,但他只允许以后记录些出来,他总谦让,一些也不肯说。我看他老先生太拘执了,我就不好再勉强了。

    出乎意外的是话到临终的时候,J先生突然向我提出一个要求,要我明天清早对他的小学生们讲演一遍。哦呀,这却把我苦死了!我是最怕上讲台的人,讲演得浅些呢,觉得徒费时间;讲演得深些呢,听的人又怕不懂。我讲演过好几次,便失败过好几次,听的人对于我的话总是听不出趣味来。我觉得我自己是不配做戏子的。这回回上海也有一两处要叫我去讲演,但都被我拒绝了。讲演得好,自然可以出一出风头,但讲演得一不好,不免也要在人面前丢一次面子。这也是一种算盘主义,所以我总不高兴在人面前讲演。啊,不料走到蜀山来,竟免不了要遭此一劫!我也学着R先生的谦让不遑,我推说事忙,明天清早一早要上船,无论如何不好承认。R先生只要求讲二三十分钟,最后让价到五分钟,我心里还在作难。同行的几位先生都从旁劝诱,C和H竟私下对我说:这是一种交易,你不讲演,他便没有记录给你。这时候R先生已经退出办公室去了。我也马马虎虎地没有说可,也没有说不可。

    R先生又进室里来的时候,我先向他告辞,同行的人便一同起身,R先生在前面引导着。我以为他是引我们出门回船去的,还向他谦让了好几次。过一次门便谦让一回,最后他竟把我们引到一间楼房来了。啊哈,我到这时候才明白了到东坡书院来的目的。原来P先生在饭馆里写的一张名片便是报告R先生,教他替我们预备下榻处的。殷勤的R先生竟把教职员的铺位让给我们,他们自己去和小学生们同睡去了。啊,使他们费了这么大的苦心!我想起来时的暴谩,连一句搅扰的话也没有说,又想起上楼时的滑稽的推让,不禁有些面热起来。啊,不该使他们费了这么大的苦心!我这场讲演无论如何是免不掉的了。没有法子,只好准备一些。

    楼上共总有四尊床,刚好够我们四人的下榻。P先生自行回他家里去了。楼的前面是一带门窗,窗下陈着两条长桌。壁上贴着许多课程表和成绩表之类。我要预备讲演的腹稿了,但不知道讲演什么的好。我自己又一本书也没有带来,我究竟讲什么的好呢?长桌上放着一些书籍,我在洋油灯下去检看那些书籍时,发现两本《辞源》,几册《教育杂志》,还有好几本创造社的书。我的《女神》、《茵梦湖》、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都在,有半年的《创造周报》(自二十七号至五十二号的)已订成素朴的洋装了。

    找不出一个东西可以做我讲演的材料的,我心里着实有些着急。到底讲什么好呢?想讲些文学,但是向着小学生怎么好讲文学呢?想找点苏东坡的逸事来讲,但搜索了一阵枯肠,除去“毁契还宅”的一件事情而外,什么也不记得。我心里着实有些不安起来,好像当学生的时候明天便要受试验的一样。

    ——啊,我感谢你法藏寺内的蜡人先生!我感谢你达尔文先生!

    我在房中步来步去的时候,突然之间回忆起“为什么要少吃东西”的那段讲义来,更联想到达尔文先生的一段逸事。

    ——啊,我感谢法藏寺内的蜡人先生!我感谢你达尔文先生!

    我的讲演的题目定了,便是“达尔文先生的一个逸事”。要讲达尔文,至少达尔文是生在那一年,死在那一年的,也应该说一说才行。但我自己连自己的生庚年月也还记不甚清楚的人,怎样能够记得达尔文的年谱呢?但在这儿很感谢编纂《辞源》的诸位先生。我在《辞源》上翻了一下,查出达尔文是生在一千八百零九年,死在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的。除此之外我还查出了他是以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周游世界,研究了赤道上的生物,以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折回英伦的。他的《种原论》是出版于一千八百五十六年。

    ——啊,单是这几个数字也可以翻出一篇大文章了!

    如是如是,这般这般,我的讲演的腹稿便随着我入了睡乡。

    一觉醒来,已经是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的十一月二十日了。相隔已经整整三年。三年前的旧事已经渺渺茫茫了,不消说我这文章是不能再续下去的,但我想也没有再续下去的必要。往年军阀私斗的宜兴,而今已经成为农民革命军的战场。假使我是有再到宜兴的机会时,这新的战痕倒很值得我来纪述。这篇到宜兴去的纪行文,就尽它这样成一座未完成的塔罢。不过我在这儿应该要加一点注解的,就是达尔文的那段逸话。

    外国人在午后三点钟的时候,照例是要用茶点的。

    达尔文家里请了一位新的女仆,到了要用茶点的时候,走进达尔文的书斋里去,只见达尔文先生一面敲着书案,一面口中念着:

    "Do

    't you eat cake!Do

    't you eat cake!……"

    (你不准吃点心!你不准吃点心!……)

    用我们东方的话来形容时,就好像和尚在念经的一样。这把那女仆骇倒了,匆匆忙忙地跑去报告达尔文的夫人,说:

    ——“先生疯了!先生疯了!”

    这把达尔文夫人也骇倒了,匆匆忙忙地跑到书斋来一看,达尔文先生还是在那儿念经。达尔文夫人不禁大笑起来。她把女仆的误报向达尔文说了的时候,达尔文也不禁大笑起来。

    原来达尔文先生是有胃肠病的,凡有胃肠病的人最忌吃点心,然而也最喜吃点心。达尔文先生自己克抑着自己,所以每到用茶点的时候,他要给自己一个警戒。

    这是一段很好的克己的修身讲话——我在这儿用了这“修身讲话”四个字,朋友们,你们不要把这段逸事忽略了罢。这虽然是小小的一段逸事,但它的关系是很大的。我们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在他五十以后才发表出来的。假使达尔文没有这么艰苦的克己功夫,他不幸在五十以前便短命而死,我想,世界文化在进展上是要受影响的罢?

    我觉得在这儿应该追补的就只有这一点。其他和这篇文章有关系的,有C君的《箬船》(将来或许要编成一小册子的)和我下面的《尚儒村》一篇。

    1927,11,20,作者补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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