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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涛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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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

    一九二七年“八一”革命后的第三天,那是阴郁的一天,清早,我同一氓两人从庐山下来。我们是忙里偷闲,在分外冷落的庐山上只待了一夜。

    在大暑天,正好避暑的时候,避暑胜地的庐山偏会冷落,说不定会有人奇怪吧。但假如明白了当时的局势,那就一点也不会奇怪了。

    那时是大革命的分化期。蒋介石已经背叛了革命,在南京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残余,和武汉的所谓赤色政府对立。但那“赤色政府”究竟赤到了怎样程度呢?五六月中在河南和张作霖作战,虽然打赢了,然而牺牲很大,而迎接出来的西北军却主张和南京妥协。就这样,内面潜伏着的反动势力便抬起头来,逼得投机分子们汪精卫和孙科之流逐渐右倾,解除了中国总工会的武装,并解散了总工会和农民协会,而结果连政府本身也不能不逃难了。

    武汉政府所依赖的唯一武力,是张发奎所领率的第四方面军,这里包含着原有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,还有贺龙的两师人和叶挺的两师人,军容是相当盛大的。本来坚守着武汉,和唐生智、何健等所代表的反动势力作一坚强斗争,也未尝不是办法。但由于长江下游的封锁,汪精卫等的自私与无能,而更加上张发奎的想保全实力,终于全面退让,所有的政府要人和军队,都移到南浔铁路沿线来了。

    所假借的名义倒是很堂皇的,东下讨伐南京蒋介石。但在实际上,政府要人在和南京方面勾结,企图宁、汉合作;军事方面的人,特别以“保护阿斗”自居的张发奎,则是心存观望。他之占据着南浔铁路沿线,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对我说过,是“进可以谈,退可以走”。——还要向什么地方退走呢?退回广东去,由北伐而南旋了。

    革命的形势是这样,真正的革命核心也就采取了新的动向,突破那些已腐或将腐的果皮果核,而迸发出新的根苗来。那就是在八月一号在南昌所揭幕的八一革命的意义。参加了那次革命的主力是贺龙、叶挺的四师人,另外还有后来走了岔路的第十一军的旧部。这样一来,把张发奎的部属几乎抽成了一个真空。

    避暑胜地的庐山要遭冷落,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。

    二

    我那时是第四方面军的“党代表”,照例是兼摄着政治部主任的。我们跟着军队也到了九江。驻扎在一座已经放了暑假的教会学校里面。

    我同张发奎通了电话,他要我立刻到他的指挥部去商量善后的办法。我去了,那是在一间两面临着庭园的楼房,陈设相当零乱,除张发奎之外,还有两位新任军长黄琪翔和朱晖日也在座。他们也才接到八一革命的消息没有好一会,面容都很颓丧而又兴奋。

    张发奎和我商量的就是解决政治部的事情。他主张解散,我也同意了。这是一种革命的逻辑,在当时一般认为:凡是干政治工作的都是共产党。八一革命是共产党发动的,所有的政工人员自然也应该共同进退了。

    四方面军政治部虽然成立不久,但它是跟着我一道从总政治部分化出来的,它却集中了人力物力的精华,单是骡马我们就有四五十匹。这在二十年前,不要说一个政治部,就是一个师部或军部都还没有这样的豪华。那些东西,我们既然拿不走,也就乐得慷慨,全部移交了。但是我们的结论是:人员一律以礼遣散,不作留难。

    三

    张发奎和我,本来是有些相当的友谊的。北伐期中,我们共同过甘苦,尤其是在河南作战的时候,我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资格曾经上前线去慰劳,在新郑我们作过一番深切的谈话。我认为我们那时进河南作战是错误了,应该趁着南京的勾结还未成功之前,先讨蒋而后讨张。他那时很尊重我的意见,说我们是志同道合。故在回武汉之后,他升为第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,也就邀请我做他的“党代表”。但一从我做了他的“党代表”之后,便由“志同道合”一变而为“貌合神离”。你要向他提供些意见,他一句口头禅,便是“书生之见,纸上谈兵”。于是我们的交情便进了一境,由“貌合神离”再变而为“分道扬镳”了。

    当我们在同意之下,决议解散政工组织之后,他却关心到我个人的进退上来。他问我打算怎么样,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。他却希望我能够跟着他走。他说,他个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,再由上海到日本去,部队交给黄琪翔和朱晖日带回广东,希望我能够帮他的忙。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学生,懂日本话,够做他的私人秘书,但我谢绝了。

    不过在这儿我倒也应该感谢他,我虽然坚持要到南昌去,他也没有阻拦我,而且还帮了我一点小忙。

    他说:“要到南昌去,至迟今晚上就要动身。我们回头就要下戒严令,今晚上的口令和特别口令可以照发,明天就不能保险了。”

    还有,也是他说的,要到南昌去,最希望为他传达一点意见:

    “第一,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,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,免致发生冲突。

    “第二,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,我希望他们走东江,不要走赣南,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,免致发生冲突。

    “第三,河水不犯井水,我们彼此不相干犯,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,做愧儡我不来。

    “第四,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,希望他们不要伤负了我的人。”

    这些话我请他笔记下来,他很勉强地用铅笔来在随便一张纸头上写出了,但不肯签名。不过,尽管不签名,尽管用铅笔,这总算是他自己的亲笔文件了。

    四

    就和毁坏一个器皿是很容易的一样,解散一个组织当然也是很容易的。没有费上半天工夫,整个方面军政治部和留在九江的一切政工人员都一律遣散了。但只剩下四个人决定在当晚一同赶到南昌去。

    这四个人是谁呢?便是李一氓、阳翰笙、梅龚彬和我。一氓是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秘书,翰笙和龚彬是属于四军和十一军的军政治部的,职分我记不清楚了。我们是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聚齐。此外还带了两位勤务兵:一位是一氓的小勤务兵,另一位是我的大勤务兵。这两位勤务兵的姓名,我也记不清楚了。

    戒严令是很严厉的,六点过后街上已经很少行人,车辆不用说更不能通行了。街头隔不几十步便有哨兵站岗,枪头戴上刺刀,如临大敌。我们依然是穿着军服的,在天光还不十分暗淡的时候,当然可以通行无阻。

    那天是特别阴晦的一天,等我们快要走到火车站的时候,天色已经朦胧下来了。于是“口令!”……“特别口令!”的叫唱,把那严肃的气象弄得更加严肃。

    在车站附近的一条侧街上,替我扛着一口小皮箱和一卷被条的我的大勤务兵,突然把担子放下,当街向着我跪了下来,流着眼泪,向我叩头。

    我们都吃了一惊,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    他哭着把意思说出了:“请饶恕我吧,我家里还有一位八十岁的老母亲!”

    这位勤务兵是湖北人,他是从武汉跟着我来的,看起来很雄壮,没有想出才这样胆小。他自然以为我们是上杀场,要他的命了。真是糟糕,他早又不说!但也只怪我们以貌取人,在事前没有经过一道甄别。

    这有什么办法呢?只好请他回去,我便把被卷也送了他,把小皮箱接过手来自己提。

    五

    车站上的人是很值得感谢的,尤其是铁路工友。

    火车的交通已经停止了,据说在涂家埠以南有一道铁桥被炸断了,火车头留在九江的也只有两个,其他的都在南昌被扣留了。要去,就只好乘手摇车,但保不定能够到达。

    车站上的人叫我们不要去,认为很危险。他们又说,外边还有这样的风声,说不定南昌那边还要打过来。

    但我们坚决要去,请他们准备手摇车。他们答应了。北伐期中,铁路工友是有很好的组织的,他们知道了我们的来历,尤其自告奋勇,愿意把我们送到南昌去。

    手摇车是一种正方形的木板车,下面四个滚子放在铁轨上,上面横置着一把固定的有靠背的长椅,可以并坐三两个人。摇车的人站在椅背后,摇着两边的发动机,车子便自然滚动起来。

    我们连人带行李占了两架手摇车,我和一氓和他的小勤务兵占一架,翰笙和龚彬占一架。每架两位工友替我们摇,摇起来的速度,似乎和火车的速度相差得并不怎么大。

    是漆黑的夜,没有月,也没有星。除掉到了车站,站上的电灯显得分外辉熄之外,沿途只于黑影森严中偶尔露出一些农家的灯火而已。那是情意深厚的灯火,好像是亲人的眼睛。沿途都有哨兵站岗,走不好远便有“口令!”“特别口令!”的呐喊,在这之中还可以听出扳机柄的声音。

    工友们很卖力。他们是轮流换班的,摇得二三十分钟光景便要换班一次。那样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在车站上,车上的人把车停着,只要向暗中一呼唤,便有回应的声音,接着便有人提起灯来换班。一听了我们的来历,新来的人又勇气百倍地接着把我们摇向前去。我们在路上换了好几班。在夜深应该睡觉的时候,要工友们起来作分外的服务,但却不曾听见他们出过一次怨言。真是值得感谢的事啊!我们是南面而坐的,真好像是南面王一样!

    我们不断地劈进柔和的夜空中,劈出浩荡的长风来,感受着万斛的凉味。

    六

    到了德安车站,已经是半夜过后将近一点钟的时候了。

    月台上,横七竖八地堆积着一些货物的包箱,有一排人光景在那儿守卫。

    虽然叫了口令,把口令也应对上来了,但士兵们一定要我们停车,不准我们过去。

    一位短小精干的人来了。一眼看去使知道他是广东人,哨兵向他敬礼,称呼他是排长。

    我对他说:“我是党代表,受了总指挥的嘱托,有重要的使命要赶到南昌去。”

    那人用多少已经官话化了的广东话,铁面无情地回答说:“唔得!就系总指挥自己来,也唔得过!一定要有营长慨命令先至得!”

    “营长是不是在车站上?”

    “唔在,在德安城里!”

    “今晚好不好去通知他?”

    “唔得!听晨我同呢一道见佢去。”

    真不愧是“铁军”的少校,斩钉切铁地说了这几句话,他又各自回车站里去了。

    士兵里面也有些是四川口音的,其中有一位带着同情安慰的意思说,这德安是最后一道防线啦,不是轻易可以通过的。前面十里路光景,还有一个尖兵站,这儿就算通过了,那儿你也通不过。

    “你们的营长姓什么?”

    “姓张,张总指挥的张。”

    糟糕!这一张比那一张更难说话,我开始有点疑心了。我疑心的是张发奎在玩花头,当面做人情,背地里摆这一关来让我们不能过。

    但是有什么办法呢?过不了的,的确就是张总指挥自己来也怕过不了。我们便决计在车站上过夜了。

    摇车的工友们是有朋友的,他们要我们跟着他们去找一个宿处,我们谢却了。四个人加上一个小勤务兵,就坐在那手摇车上,睡了一个半夜。

    七

    德安城离车站还有五六里路光景,那是在铁路东面。第二天清早,在八点钟左右,我们算得到那位广东排长的许可,让小勤务兵在站上看守行李,我们四个人进城去见营长。他自己并没有陪伴我们,而是派了两位士兵荷着枪,上着刺刀,把我们送去的。我相信,他一定和营长通过电话,而得到营长的许可,叫他那样做的。照官制,党代表和总指挥是平行的,而且有监军的任务,一个营长就劳他的尊驾,亲自到车站上来迎接迎接,论理也还应该。不过在这样内部起分化时的党代表,事实就等于“共产党的代表”,派两位武装的兵士来护送,倒是最合格了。

    这一天是晴天,迎着清早的太阳,在一片甘薯中向德安城走去。

    营部驻扎在一个中学校里面,我们被卫兵引进了一间课堂,那便是营长的办公室兼寝室了。在黑板下陈着一张行军床,床上便睡着那位营长。他受了通报,看见我们进了课堂,便很想撑起身来。一眼看去,他是在害病。我劝他不要客气,但他仍然抬着半身,指挥我们在附近的课椅上坐。

    营长也是广东人,说他在发疟疾;看那样子的确也很狼狈,脸庞是瘦削而灰黑的。

    我估计他一定认得我,但我却不认识他。

    我把来意告诉了,并把张发奎的亲笔文件拿出来给他看。我告诉他:“这是机密要事,故尔只能用铅笔写,也不好署名。但总指挥的亲笔,你总是认得的。”

    营长没有多么留难,只是说要到南昌,恐怕也很困难吧,有几处铁路听说炸断了,不通火车。但他立即命令在那课室里的一位下属,写了一张路条,写明“有某某官长四名,勤务一名,准予通行”字样。我们便算得到了通过最后一道难关的把握了。

    营长也很关切着当前的情势,他说:“我们大家都不明白,为什么自己人要打自己人?”

    我因为不明白他的思想底细,没有多说话。我只是说:“一定打不起来的,请放心。南昌的革命委员会里面,不是还有张总指挥的名字吗?他们只是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,并不反对总指挥。大家都希望赶快回广东,说不定我们可以在广东再见。”

    就这样,我们便告辞了出来,循着原路走回车站。这次的心境特别轻松,我自己都在佩服我自己的机敏。幸好当张发奎和我谈话时,我要求他写出了他的意见,不然不是要很费周折,而且说不定还要遭意外的危险吗?

    八

    回到车站,立即又坐上手摇车出发。

    在前面十里路左右,的确有一队尖兵在那儿守卫,有一班人的光景。

    见了营长的路条,毫无留难地便让我们通过了。

    真是愉快呀!过了这一线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天下了!太阳照得特别的光明,南风吹得特别的馥郁,田园青翠得特别媚妩。两条铁轨发着银白色的光,就像专门为我们铺设出来的那样,坦坦荡荡地丝毫也没有阻挡,要把我们运往革命的乐土。

    工友们也摇得特别起劲,不断地只看到两边的林木往后飞。眼前的大地真是活着的,一切都在笑,都在跑,都在长风中发着浩歌。我们有时也让工友们坐在椅上,自己去摇它们。都是自己人,在车上是无话不谈,毫无顾忌了。

    我同一氓坐的车子是跑在前头的,不知道是车轮的活泼,还是人力加紧的缘故,我们跑得特别快。翰笙和龚彬坐的那一架,有时他们一齐起来帮助摇,但也摇不过我们,总是落在后面很远很远的,要相差十几二十分钟的光景。

    “这样的手摇车,坐着实在是再舒服利落也没有。我这回要算是坐第二次了。前一次是往河南慰劳前线将士的时候,由信阳坐往新郑。那时是六月初,枣子树正在开花,河南平原很多枣树林,车子在枣树林中摇过,一望无涯的枣花,漾成一片香海。那是使我终身难忘的一种印象。”

    这个回忆自然会被唤醒起来,活鲜鲜地。在我们的车快要到涂家埠的时候,我向一氓说着,而于十分快意之中却表示了一星星的不满足:“江西境内的风物,太平淡无奇了。这儿和长江沿岸所见到的别无二致,希望能有一项有特征的东西,足以使我们这一次的旅行,增加点色彩。”

    说也奇怪,大抵人在走顺路的时候,希望总是容易得到满足的。

    就在我们达到涂家埠车站那一段期间,同样使我终身难忘的另一种印象,出现到我们的眼前来了。

    九

    涂家埠是一个大车站,位居南昌与九江之中。这在军事上是一个冲要的地方。周围有水回环着,因而在南北两段的铁路上都有铁桥。当北伐军在江西境内和孙传芳作战的时候,孙传芳便屯驻重兵于此,借铁路的联络,以策应南昌与九江两端。攻破涂家埠是很费了点力量的。

    我们到达了涂家埠,倒也并不是将近一年前的战绩惊悚了我们。认真说,那样的战绩,在车站上是丝毫也看不出来了。但在那车站上确实有一样东西惊悚了我们,至少是我自己。我们在车站上,看着一列火车停在那儿,有三个车厢都挤满了兵。还有好些服装不整的兵,拥挤在月台上。火车头向着九江的一边,升着火,正冒着烟。

    “这是怎么回事呢?”我惊讶了,“已经可以通车了吗?”

    我们的手摇车本来还没有到换班的地点,但我要他们停下了。我到车站上去找站长。站长就在那月台上,我问他那火车是怎样的情形,他说,他也不清楚,是从牛行开来的,他们逼着加煤加水,要开往九江去。

    “不是说有铁桥炸断了吗?”

    “看情形大概是没有炸断吧,不然火车怎么能够开来呢?”

    情形算弄明白了。我在心里这样想:这列火车是不好让它开往九江的。假如开往九江,那不是替那边增加了一个火车头和三个车厢吗?而且证明铁桥并没有断,不是又可以立刻通车运兵了吗?

    因此,我便向站长说,要他不要让这列火车开出。

    月台上的散兵看见我在和站长交涉,有的便簇拥上来。都是些没有符号的徒手兵,显然是在南昌被缴了械的程潜和朱培德的部队了。他们看见我穿的是军服,起初摸不准确我是哪一边的人。有的喊我是“官长”,问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,是湖南人的口音。我没有十分理会他们。

    我走进站长室里去打电话。天气很热,我把皮带和上衣解了,脱在室内的一张床上。我是在裤带上佩着一枝布隆宁手枪的。我打电话给牛行车站,要他们转南昌的贺龙和叶挺,报告他们我到了涂家埠;并希望他们注意铁路的交通,要断绝就应该严密。

    当我在打电话的时候,一些散兵便拥在窗外听,他们自然看准确了我的身份,知道我是什么人了。

    电话不容易打通,我又走出站长室,想找一氓来再打。待我走出月台的时候,那些散兵便簇拥上来了,立即把我包围着。我顿时感觉着情形的严重。我的手枪是上了子弹的,但不是拔出来自卫的事,而是护卫着手枪不要被人拔去的事了。我把两只手紧紧抓着手枪,约略二十名的散兵便来抓着我。有的在喊打,有的不作声地只是出手出脚,有的争着抢我的手枪,有的争着抢我的手表。眼镜被打掉了,自来水笔被抢去了,手表被扭去了,我仍然死命地保护着手枪。从月台被打下轨道,当我倾斜着还没有倒上轨道的时候,一个家伙从附近顺手捡了一个大石头向我当胸打来,但幸好只是一个大炭渣。

    十

    大家的目标都在争取我的手枪,我又被暴徒们从轨道拉上了月台。二十几个人扭着一团,我被打倒在月台上了。结果,皮带终竟被扭断了,手枪被一个人抢了去。他举起来,楞着仰睡在地上的我。就在这一瞬间,我自己的脑筋真是清凉透了。那真是形容不出的一种透彻的清凉。

    种种的回忆在那一瞬时辐凑了起来。

    一年半前由广东出发的时候,霍乱症正在流行,在爬南岭的途中,看着看着一些伕子和士兵,便倒在路旁死去,然而我没有死。

    去年八月三十号打到武昌城下,跟着士兵一道去冲锋,纪德甫是阵亡在宾阳门外的,然而我没有死。

    蒋介石已经叛变了,并且下了我的通缉令,我还公然到过南京,并和军部的人员同坐一部火车由苏州到上海。那时我也没有遭逮捕,也没有死。

    由上海回到武汉的时候,坐着一只英国船,船到南京城下,正遇着孙传芳反攻,两军隔江炮轰,船只好停在江心五天。那时我也没有死。……

    然而,没想出才要死在今天,死在这涂家埠,死在这些被缴了械的乱兵手里呀!……

    清凉的意识在替自己不值,然而很奇怪,那枝手枪却没有送了我的命,而是救了我的命。

    当那个把我手枪抢去的人高举手来的时候,一群殴打我的人却把我丢开,大家跑回头去争抢那枝手枪去了!

    这样一个好机会还能失掉吗?我的生命便乘机脱逃,一直穿过车站,走向后面的一排工友房下。那里有齐胸高的一排方格窗,都是开着。我便在一个窗口上,用两手一按,跳进房里去了。房里沿壁都放着床,在靠北的一张床上,一位中年妇人,正抱着一个乳儿在午睡。她被惊醒了,我把来历告诉了她,请她不要声张。

    不一刻,外边的哨子响了,有火车开动的声音。我知道是那站长被迫着把火车开出了。但到了这时,我也无法挽回。等调匀了气,我又慢慢从工人房走出。

    奇怪,刚才那么高的窗,一按便可以跳过的,现在却是移步都感觉艰难了。虽然还在兴奋当中,但周身都已感觉着有点微痛。

    十一

    一场险恶的风波过了,在月台上又看见了一氓、翰笙和龚彬。一氓也挨了打,他是被一部分人追进一间待车室里面,躲在一只角落里,虽然受了脚蹴,但还没有什么严重的伤痕。

    翰笙们的车到得迟,他们停在站外,正是我们挨打的时候。翰笙因为往田里去小解去了,得免于难。龚彬受了一部分人的追逐,幸好开火车的哨子响了,散兵们都丢下了人去抢乘火车去了。

    小勤务兵呢?失了踪。这在我是一件很遗憾的事。

    当我在月台开始挨打的时候,我看见他在月台的南端,把身上的驳壳拔出来,想要救护我,然而另一群散兵却把他簇拥着了,以后便不知道他的下落。车站上的人说,他被簇拥上火车去了。这定然是实在的。因为始终没有听见开枪的声音,月台上也没有什么血痕,他被架去了是毫无疑问的。但他的死活是怎样,我们至今都不知道。

    那小朋友怕还不足二十岁吧?他是从前我们在南昌工作的时候跟着一氓的,一氓一定还记得他的姓名和籍贯,我是丝毫也不记忆了。只是记得他有一个还未十分成熟的身子,相当结实,不足五尺高。有一个桃子形的脸蛋,相当丰满而健康。的确是一位纯洁可爱的小鬼。但从那时以后,我们便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了。

    他到底死了,还是活着的呢?假使是死了,那可以说,完全是为了我的轻率造次而死,而且他还是存心救我并打算开枪的,他更完全是替我而死了。

    大家的行李都被抢光了,最可惜的是我在北伐期中的一些日记,还有是一口皮箱里面装满了的二十七枝驳壳。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,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。

    1948年6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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