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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波曲——抗日战争回忆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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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——抗日战争回忆录

    一脱离孤岛

    上海成了孤岛之后,在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上起过很大作用的《救亡日报》,首先被迫停刊。各报都改变了论调,各种救亡刊物和活动都先后停止了。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各处街头巷口的小书摊也完全改变模样。上海是瘫痪了。

    文化工作者留在这样的地方已经完全失掉作用,大家都在考虑着并计划着怎样脱离这个孤岛。有的北赴革命圣地——延安,有的则转移到大后方去继续工作。后者有采取了集体行动的,如像戏剧界的朋友们便组织了十个救亡演剧队,分别向后方出发;也有采取个别的行动。我就是后一种人之一。

    我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上海的,这个日期在我可记得很清楚:因为它和我从日本逃回到上海时的日期巧合,那是卢沟桥事变后的七月二十七。我在上海算整整住了四个月。

    和我同路的是一位曾经到过南洋的广东人,北伐时在总政治部做过工作,可是他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。我那时有过这样一种打算,想到南洋去,向侨胞募集一些款项来办报或者搞其他的文化工作,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一位同路人。

    离开上海是清早,坐的是一只法国邮船。这船是靠在公和祥码头的,不能够直接到达,所有的乘客都用小划子由黄浦滩边分批送去。

    邮船靠的地方和当时日寇的有名的主力舰“出云号”毗邻。当载着我们一批的小划子到达邮船的时候,出云舰附近飞起了一只水上敌机,飞到邮船的头上来,故意地十分低飞,绕船三匝而去。这样耀武扬威的恶作剧不知道为的是什么,乘船的人大家都沉默着表示愤怒。

    上了船,船上的管事们要求乘客们躲进舱里。据说,要出了吴淞口之后才能安全。

    其实这只邮船原是值得日本鬼子投下几枚炸弹的,而它却没有投。出了吴淞口后我才知道,船上满载着国民党的所谓党政要人,差不多全部的所谓上海闻人,都在这只船上。我们自己的朋友也不少,廖夫人和邹韬奋便都不期然地也同在这只船上。

    二遥望宋皇台

    到了香港之后,我住在六国饭店。一个人在三楼临海的一间房间里住定了,情绪相当寂寞。

    南京政府的抗战态度,住在上海的四个月是已经领略够了的。在军事上虽然被逼得拿起了武器,在政治上却只时而做些姿态,丝毫也没有改变作风的诚意。尤其对于民众动员工作,他们是死不放松的。你要说他们不动员吧,“抗敌后援委员会”的组织到处成立了,但无非是借故敛钱,包而不办,占着茅坑不拉屎而已。

    自己虽然有决心,想到南洋去募款,但也没有把握。南洋不曾去过,募集是不是可以成功?成功了,仅仅靠着文笔的宣传,又会有什么效果呢?

    前途的渺茫,不免增加了自己的惆怅。假如是到了北方去,那情绪又会是完全两样的。我很失悔,为什么没有和周扬同志一道去延安?

    这些情绪为那阴郁的天气成了内应,夹攻着我。我站在骑楼上望着烟雾迷蒙着的海,烟雾迷蒙着九龙对岸的远山,不知不觉地成了两首旧诗。

    十载一来复,两番此地游。

    兴亡增感慨,有责在肩头。(其一)

    遥望宋皇台,烟云郁不开。

    临风思北地,何事却南来?(其二)

    十年前的一九二七,我是到过香港的。那是在“八一”革命遭了挫折后,我从神泉乘帆船浮海而来。那一次在香港住了将近一个月,曾经往宋皇台去游览过,也曾发过一些感慨。尔来已经整整十年了,中国的情形进步了多少呢?十年内战,逼得革命的人民武力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,并招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狂暴侵略,像海啸一样,几个月期间席卷了半个中国。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丝毫也不知道悔过呢!

    宋皇台不又成为了时代的象征吗?

    我的古物学的知识也曾经告诉过我:那三两个堆积在一段高地上的庞大的顽石,说不定会是冰河时代的孑遗,其中会包含有更丰富的科学的意义;然而它们所关联着的一段历史悲剧,却沉重地压抑着我。

    历史在它长期停滞的期间,就像流水离开了主流一样,只是打洄漩。

    宋朝在南边搅完了,明朝又到南边来搅完,现在不又是明末宋末的时代了吗?

    冲破那种洄漩,不让历史重演,正是我们当今的急务。

    三街头遇故人

    由上海撤退的朋友,经由海路南下的,大都以香港为中继站,在这儿停留一会之后再转入内地。因此,在这并不怎么宽大的岛市,只要你一出街去,便差不多随处都可以碰见熟人。

    就在我到香港的第二天,我从九龙访问了一位朋友回来,在皇后大道转雪厂街的十字街口便遇到一群朋友,那是从日本被迫回国的林林、姚潜修、叶文津,和两位没有到过日本的小姐,一位是郁达夫的侄女郁风,另一位是我现在的爱人于立群。他们在上海时在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里工作,我们是时常见面的。尤其是立群,我们有好几次还一同上前线去慰问过抗战将士。就在大场失守的那一天晚上,她也和我和别的朋友们同车上过前线,我在中途分了手,到昆山去了。她们折回上海,车过大场时便遇着敌人的大举进攻,几乎成了炮灰。

    立群是《大公报》的驻日记者于立忱的胞妹,她们是于式枚的侄孙女。原籍虽然是广西贺县,但她们都生长在北平。她们的家庭悲剧,由官宦人家成为破落户的经过,立忱在日本时曾经告诉过我。立忱为了贫病交迫,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四个月,回到了上海,但不久便自杀了。她的丧葬,差不多完全是立群和她的一些年轻朋友经手措办的。在那时,立群已经和林林他们常在一道了。

    七月我也回到上海,经过林林诸位的介绍,我认识了立群,顿时感到惊异。仅仅二十来往岁,在戏剧电影界已经能够自立的人,对一般时髦的气息,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。两条小辫子,一身蓝布衫,一个被阳光晒得半黑的面孔,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。而她对于抗战工作也很出力。“八一三”以后时常看见她在外边奔跑。

    当大家正筹划着怎样离开上海转移到后方去的时候,立群本来已经参加了洪深所领导的一队演剧队,在临走的前夜我劝她改变了计划,不如和别的朋友们取海道绕到武汉去,再设法到陕北去读书。她听从了我的劝告,便同林林和其他朋友们比我先一天离开了上海。

    在他们离开上海的时候,我的行期也已经定了,但我为保密起见,却没有告诉他们。在我自然是很明白的,几天之后,一定可以在香港会面。几天之后,果然遇见了,在他们却可算是出乎意外了。

    “啊,那不是郭先生?”立群先看见了我,向来不大说话的她,首先叫了出来。

    “哦,我们还怕你要死守上海呢!”郁风接过去,带着几分夸张的调子这样说。

    他们是住在海陆通旅馆的,商量的结果,就在当天下午都搬到六国饭店来了。

    四辗转反侧

    香港的救亡工作在当时也相当紧张,公开的欢迎会、讲演会,差不多每天都有。我在进行着出国的事,连护照都已经弄好了,用的是“白圭”的假名。但有的朋友向我劝告:到南洋去并没有一定的把握,何不在国内先搞好一个基础,再去募集也比较容易一些?

    这意见我采纳了,想到不如索性把《救亡日报》提前恢复。假使这一着成功,那么好些朋友的工作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。但要把《救亡日报》恢复,根据地最好是设在广州,可能时就使它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吧。假使设在香港那是没有意义的,那样可不是“救亡”而是流亡了。

    就这样,在香港待了一星期光景,在一天清早便乘船到广州去。林林、潜修、文津、郁风、立群,也都同路。

    广州,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那一年,我是住过三个多月的,整整隔了十二年又到旧地重游了。市面并没有什么改变,只是在郊外听说多开拓出了一些住宅区。我得到朋友的介绍,便到“梅村”去找一位姓李的。他是湖北人,在曾养甫下边做工作,他的太太在北伐时的汉口我们是时常见面的。

    那是两层楼的房子,还有些附属建筑和庭园,相当阔气。是两家人在合住,李太太之外,另一家是谌小岑,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。他和我是第一次见面,但他对我的第一句话便是:“国共合作的恢复,是我和曾养甫的功劳。”——这话,他以后还向我提说过好多次。我也问过朋友,据说他们经过间接的关系最初送达过一封信,倒是事实。

    主人派了一间小楼房给我,小巧玲珑,应该是可以舒展地睡一觉的。但不知怎的,我在那头一天晚上,在那样清静的别墅里,却辗转反侧地怎么也不能睡熟。

    睡不熟,一个受过旧式教育的人,又在那儿酝酿着诗了。这次做的却是一首七律:

    竟随太岁一周天,重入番禺十二年。

    大业难成嗟北伐,长缨未系愧南迁。

    鸡鸣剑起中宵舞,狗吠关开上澣弦。

    昨夜宋皇台下过,帝秦誓不有臣连。

    五碰壁之余

    有什么办法呢?为了要办报,不能不打通党政军各方面的关系,而且还希望他们出些钱。这种工作,照我的性格来说,是有点不相容的,然而我自己却主动地来担任了。

    尽管是怎样化了石的广州,经受着抗战的大风暴,也微微地有生命的脉搏在鼓动。时而有敌机的空袭。市面上偶尔有画着虎皮般的装甲小炮车出动。防空设备虽然十分简陋,但也总在设备了。军队里也在开始恢复政治工作,有好些地方在开短期训练班,想火迫地训练出一些宣住人员。至少为抗战而宣传,是不犯禁的了。

    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,参加了好些次欢迎会、讲演会,也被官方的训练班请去讲演过。广州无线电台也请我去广播,我的广播词是《动员民众之必要》。这倒真是一个核心问题,然而这个核心却和在上海、南京一样,根本没有被人重视。并不是民众不肯动,而是当局害怕民众,害怕民众动。这样能够抗战吗?抗战能有前途吗?

    我靠着居停主人的介绍,去见过一次曾养甫(那时的广州市长兼财政厅长)。我把恢复《救亡日报》的意思向他提出了,不用说是希望他津贴一点。他对我说:你最好向吴**提出,只要他答应了,那就没有问题了。

    吴**是吴铁城。凑巧得很,隔不几天,他请我到他官邸去吃晚饭。席面是很丰盛的,有好些人同席。席上谈到抗战如持久,将来各种物资都会缺乏,白报纸的来源也会大成问题。因此,他说广州的报刊实在太多了,应该取缔一下才行。这样,先给我一杯闭门羹,使我连开口的余地都没有了。

    我想,这一定是曾养甫干的鬼,他们是串通好了的。看来这广州之行,只会是一张画饼。广州都是这样,到南洋去又会怎样呢?本来并没有存多大希望的我,到这儿倒认真地开始失望了。

    然而,意外得很!在毫无希望的地方却又钻出了希望来!

    那是一位“军人”在他看见我四处碰壁的时候,却向我开出了一个条陈:你何不去见见余幄奇(余汉谋)呢?

    余幄奇,我无一面之识。那位“军人”便自告奋勇,替我当了说客,而居然也就说通了。

    余汉谋请我到他军部里面去见了面。他没有等我开口,便说他愿意支持《救亡日报》,每月愿捐助毫洋一千元,按月支付;从十二月便开始,可以作为开办费,容易周转一些。

    他能这样“慷慨”,我是能够了解的。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直系,为了好买空卖空,不免也来小试一下两面三刀。

    六“拍拖”

    《救亡日报》的复刊有了着落,朋友们的工作岗位也就定下来了。林林、潜修、文津、郁风都决定暂时留在广州帮忙编辑,同时打电去上海,请总编辑夏衍迅速赶来。我自己是依然想到南洋去的,只等夏衍来,把一切关系接头好了,便慢慢动身。

    荏苒之间快要过新年了。住在梅村不大方便,我又受到“军人”的邀约,索性搬到城内的新亚酒楼和他同住。在那时他还为我介绍了些工商界的朋友,打通了些社会关系。吃蛇肉,吃狗肉,游荔枝湾,逛六榕寺,听广东戏,访蛋户船,日子倒也过得着实古怪。南京城的沦陷,“国民政府”的西迁,军事阵地的转移,在广州看来,似乎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事。

    突然在元旦那一天我却接到了一通由武汉打来的电报。内容倒很简单:“有要事奉商,望即命驾,陈诚。”就只有这么几个字。自京沪失守后,军事和政治的中心已经移到武汉,陈诚在那儿担任着警备司令,我是知道的。但他有什么“要事”要和我商量呢?这倒是一个闷葫芦了。

    我考虑的结果,决定到武汉去一趟。这一去是有必要的。到那边去看了一趟,再转赴南洋并不算迟。八路军已经在汉口设立办事处,周恩来、董必武、叶剑英、邓颖超都出来了,多年阔别,很想去看看他们。

    这样一来,立群可有伴了。她本来是要到武汉去的,便和其他的朋友们分开,也搬进了新亚酒楼。她一搬来,不声不响地整天价只是读书写字。她写一手黑顿顿的大颜字,还用悬肘。这使我吃惊了。我从前也学写过颜字,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工夫的。我便问她,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?她告诉我:是他们的家传,祖父是写颜字的,母亲也是写颜字的,从小便学来这一套。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?颜字的严肃性可能起规范作用,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了起来。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“小妹妹”在旁边写颜字,惹得我也陪着她写了几天大颜字。

    夏衍是在五号这天赶到的,我们也欢迎他住到新亚酒楼。一切关系很容易地交代清楚了,《救亡日报》在元旦已正式复刊,在长寿东路还找定了一个社址。我留在广州的任务算告了一个段落,我是可以走了。

    六号的晚上,我们便乘粤汉路的火车,由黄沙车站动身。我和立群,另外还有一位姓苏的青年同路,这也是“军人”介绍给我的,希望他能在路上照拂我们。

    很多朋友都到车站上送行,有一位工商界的朋友再三叮咛地说:“到了武汉,千切不要做官啊!无官一身轻,希望你早些回广州来!”这话使我很受感动。——但这位朋友,在广州沦陷后他却变了节,真真是一件遗憾的事。他是应着“当事者昏,旁观者清”的老话,他懂得“无官一身轻”,却没有懂得“无产也一身轻”的。

    在昏黄中火车快要开了,我们从窗口伸出头去向朋友们一一惜别,握了不仅一次的手又彼此再握。

    最后,夏衍半正经半开玩笑地告诉立群说:“到了那边,不要和别人‘拍拖’呀!”

    大家都在爽朗地笑,但我自己明白,我笑得要算最不自然。可不是吗?我在精神上已经紧紧地把她“拍拖”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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